《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僅僅是一部行政機關自行制定的行政法規，而非民意機關制定的法律，如果行政究責和司法究責都不能加諸于那些堅決不公開“敏感”信息的官員時，政府信息公開在現行制度上的求解還在于人大的監督。

　　近日，遼寧沈陽市民溫洪祥向市財政局、市審計局和市政務公開辦等部門遞交了一份《沈陽市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要求沈陽市政府各個部門和各區縣(市)政府公開辦公費、招待費、差旅費、單位事業性經營收入等財務賬目，以及政府各部門年度財務審計結果。沈陽市政務公開辦雖已接受了溫洪祥的申請，但相關負責人又表示，“結果可能不會太樂觀。”(11月17日《人民日報》)

　　還記得半年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剛剛施行之際，媒體、學界及官方對此普遍給予好評，“里程碑”、“破冰之舉”及諸如此類的褒獎之語紛紛加諸《條例》之上。而經過半年的實踐，《條例》在有些地方、有些領域似乎成了一座“玻璃門”，喻示著政府信息公開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現在，已經無須再去談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性，官員們并非不懂得諸如此類的法治常識，事實上沈陽市政務公開辦也接受并認同了溫洪祥的這一申請。“由于國內還沒有先例，政府部門財務信息又極其敏感，難度極大，這個公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相關負責人的如此“不樂觀”實則來源于行政實踐本身而非作為明規則的《條例》。可以想見，這樣的預斷必會引發群起而攻之，不過這幾句話卻也道出了一些事實。

　　正視現實才能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一昧強調“依法公開”對于開啟政府信息公開的“玻璃門”不會有任何幫助。當務之急，應是尋求于制度來破除官員隱匿信息得利，公開信息反不討好的困局，而這樣的制度救濟并非《條例》所能承擔。

　　《條例》中雖有三個條款來規定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的責任，但在責任追究上卻顯得過于粗疏，首先是“由監察機關、上一級行政機關責令改正”，只有“情節嚴重的”，才“對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而何為“情節嚴重”，給予什么“處分”，均無明確。《條例》第33條也賦予了公眾在政府信息不公開的情形下有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由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上的限制，也只有那些“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才能提起訴訟。這阻塞了公益訴訟的渠道，而大多行政不公開并不會直接侵犯某個特定公眾的合法權益。而除了《條例》，其他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中，也找到信息不公開的責任追究機制。

　　如果行政究責和司法究責都不能加諸于那些堅決不公開“敏感”信息的官員，《條例》成為一道“玻璃門”也就不難理解了。《條例》僅僅是一部行政機關自行制定的行政法規，而非民意機關制定的法律，我們無法寄希望于行政機關來“壯士斷腕”。

　　因而，政府信息公開在現行制度上的求解還在于人大的監督。從網民對溫洪祥的認同來看，要求政府公開招待費等財政信息實為沉甸甸的民意。希望作為民意代言的人大代表，此時能站出來，幫助溫洪祥們打破政府信息公開的困局。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