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zhàn)“鐵老大”

　　-口述人：喬占祥

　　-身　份：律師

　　那時候我還在石家莊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做律師。2001年的1月，我到外地辦案。那段時間北方雪下得很大，霧也很大，所以我放棄了自己開車外出的念頭，好多年不坐火車后就這么偶然地又坐了一次火車。

　　趕上了春運，在那趟車上，我發(fā)現(xiàn)乘客們對春運火車票漲價一事議論紛紛。當時我腦海中突然一閃念：“鐵老大”說漲價就漲價，有何法律依據(jù)啊？于是，我一出差回來，就開始收集資料仔細研究。

　　果然，一研究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我認為鐵道部公布的春運火車票上浮的這一行政行為是違法的，因為火車票價不是市場調節(jié)價，根據(jù)價格法相關規(guī)定，火車票價屬于政府定價，鐵道部未經(jīng)國務院批準而擅自漲價是違法的。而且，依據(jù)價格法，火車票票價上浮應該舉行價格聽證會，鐵道部在決定上浮方案時沒有走這個程序，所以漲價行為是違法的。

　　找到法律上的問題后，為形成自己權益受損的事實，我又購買了從石家莊到磁縣的車票和從石家莊到邯鄲的車票。第一張車票比漲價前多了5塊錢，第二張比漲價前多了4塊錢。

　　那年的1月18日，我給鐵道部傳真了一份《行政復議申請書》。

　　鐵道部能不能受理我的行政復議，說實話，我自己心里沒底，但我清楚，如果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立案就更沒有把握了。

　　我曾打電話向鐵道部詢問，工作人員告訴我說他們收到了傳真。可沒想到，四天后的1月22日，鐵道部就給我發(fā)出了《受理通知書》。據(jù)說，這是當年鐵道部受理的第一起行政復議申請，也是中國公民第一次通過法律程序就春運火車票漲價做出的正式質疑。

　　據(jù)我事后側面了解到的情況，當時鐵道部接到復議申請后，內部爭議很大，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不予受理，因為按照當時的法律規(guī)定，抽象的行政行為是不屬于受理范圍的。另外一種意見認為，即使?jié)q價行為算是抽象行政行為，但新修改的行政復議法也規(guī)定對紅頭文件可以申請復議。

　　3月21日，鐵道部給我發(fā)來了行政復議決定書。鐵道部做出維持票價上浮的決定。

　　我隨即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訴訟，并最終獲得了立案。法院能受理這個案子，接下這個難題，對他們本身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開庭那天，許多人都來申請旁聽。我自己就是律師，所以我自己為自己做了訴訟代理。法庭辯論很激烈，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道理。

　　法院一審判決我敗訴。這時候，許多人打電話聲援我，希望加入訴訟，但我考慮再三后還是拒絕了，因為我覺得以普通公民個人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可能更有意義。

　　也有人勸我放棄訴訟，不然瞎忙活一場。但我有自己的考慮。我把整個事情看作一場足球比賽，行政復議是賽前熱身，法院一審是正式比賽的上半場，二審就是下半場，既然比賽開踢了，我就要把整個程序都走完，這對大眾本身也是個普法的過程。

　　很快，我上訴至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高院經(jīng)審理認為，鐵道部的通知是向主管部門上報了具體通知方案并得到批準之后所做的。判決書說，在價格法配套措施出臺前，鐵道部價格上浮的行為并無不當之處。

　　應該說，輸?shù)艄偎荆�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事情引發(fā)了那么多人的關注，也根本沒想到媒體和輿論的力量會那么大。許多人給我寫信、發(fā)郵件甚至登門支援。其中，一位在鐵路系統(tǒng)教學的老教授，為我提供了鐵路系統(tǒng)體制、收入等一手的資料，而這些內情是系統(tǒng)外部的人很難掌握的。

　　其實，在當時的法治環(huán)境下，僅憑我自己一個小小的律師，鐵道部這么大的行政機構能夠受理我提起的行政復議，法院能夠受理行政訴訟，能讓這件事情進入法律程序，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大、最意外的勝利。民意需要有表達的出口，而在那一年的那件事上，我做的事恰好成為了這個出口。

　　第二年，鐵道部就舉行了春運價格聽證會。雖然我沒能參加，但聽證制度的實施，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之前的訴求。

　　后來，我來到北京繼續(xù)做律師，平時接的一些案子也有涉及到行政訴訟的。

　　行政訴訟大事記

　　□1982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guī)定，“法律規(guī)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法規(guī)定。”

　　□1986年10月

　　一個由高校行政法學者和人大法工委專家構成的中國行政立法組成立。

　　□1988年

　　溫州農(nóng)民包鄭照狀告縣政府，被稱為“民告官”第一案。

　　□1990年10月1日行政訴訟法正式施行，“民告官”有了專屬法律規(guī)定。

　　□1995年1月1日國家賠償法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