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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流亡政府”把達蘭薩拉描繪成“人間天堂”，但多數滿懷希望而去的藏人收獲的卻是失望

　　國際先驅導報特派記者廉海東、周珺發自達蘭薩拉(印度) 初冬時節的達蘭薩拉，寒風蕭瑟，涼意逼人。這個背靠喜馬拉雅山脈，坐落在印度喜馬偕爾邦的西北山區的小鎮，因為此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別大會”的召開，而瞬間變得熱鬧起來。

　　在崎嶇、狹窄的街道上，不時有西方國家牌照的車輛駛過，有些車上還架著衛星天線，一看便知是衛星轉播車；身著喇嘛服裝的人群中，多了許多不同膚色，挎著大包小包的人們；當地的賓館、飯店、網吧也一時人滿為患。顯然，這個小鎮非同尋常，這次大會也非同一般。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也特地從印度首都新德里驅車十多個小時輾轉來到這里。汽車一駛入達蘭薩拉，就猶如回到了西藏境內：來自國內的辣醬、粉絲、午餐肉，乃至重慶火鍋底料，占據了街頭小攤的大部分空間，悠揚的“嗡嘛呢唄咪吽”六字佛樂的唱誦聲飄然入耳。在本報記者下榻的小旅館里，還可以清晰地收看到國內四川、青海、西藏等地電視臺的節目。

　　這就是達蘭薩拉，達賴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們極力打造的“小拉薩”。

　　“流亡藏人”的傷心地

　　其實，達蘭薩拉分上下兩部分。下達蘭薩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當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約1800米的上達蘭薩拉稱為麥克里奧德·甘吉(Mcleod Ganj)，人數只有8000多人，規模只相當一個鄉鎮，為藏人聚居區。“流亡藏人”把麥克里奧德·甘吉叫作“小拉薩”，顯然懷有濃濃的思鄉情結。

　　在上達蘭薩拉街頭，本報記者接觸到的多數“流亡藏人”，話語眼神中難掩思鄉之情。一位名叫澤西的藏人說，他從四川藏區來到達蘭薩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終沒有結婚成家，因為“我的心還是在家鄉”。一位畢業于蘭州西北民族學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來到達蘭薩拉。這名青年說，“爸爸媽媽都在家里，我出國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們，只能偶爾打一打電話，真想回去看看他們。”

　　1959年，約有13000西藏人和達賴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兩年間，約6萬多西藏人陸陸續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地，成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將達蘭薩拉“租借”給達賴喇嘛，建立了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數共有約13萬，其中約10萬居住在印度。

　　據《國際先驅導報》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適應當地氣候等原因，很多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來的，則被印度政府征發到偏遠的山區修路。營養不良和傳染病奪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們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幾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還是難民。

　　相對而言，生活在達蘭薩拉的藏人生活還有一定保證，得益于達蘭薩拉是國際旅游區的聲譽，這個小鎮的居民每年都能獲得可觀的收入。在這里，網吧、酒吧、夜總會、餐館和旅游紀念品商店等等，一應俱全。一家旅游紀念品商店的印度穆斯林老板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每天光顧商店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來自發達國家的游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發了‘西藏財’。”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難民區的藏人，生活水平則比較落后。澤西告訴本報記者，相對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勞，難民身份更是讓他們不敢懈怠。但這也給藏人帶來了麻煩，一些當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沖突時有發生。

　　沖突一旦發生，印度警察多半會站在印度人一邊，“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淚了。一個西方旅游者也告訴本報記者，他親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爭執，而結果是那個藏人遭五花大綁游街。

　　澤西感嘆說：“寄人籬下的日子真的不好過。”

　　“流亡政府”財政緊張

　　“定都”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體制與行政架構，依靠 “西藏內閣(噶廈)”、“西藏人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對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實行控制與管理，達賴喇嘛則是最高領袖，擔當正常政權的“元首”職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務員”，管理著全球約13萬人的“流亡藏人”群體。

　　據有關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資助。目前在紐約有個西藏基金會，是1991年由西藏難民和美國人設立的，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上千萬美元資產的機構，其部分經費來自于美國國務院難民計劃辦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進民主基金會”和索羅斯的“公開社會”，近年來也開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還規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繳納46盧比的所謂的“獨立稅”。而有薪人士則須繳納基本薪資4%或薪水總額的2%，選其中較多者繳納。“流亡政府”還經營業務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財政部”擁有慈善基金會、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爾擁有旅店，在澳洲與美國經營土產手工分銷處等等。“流亡政府”還建有網站，通過互聯網從民間募捐。

　　另外，達賴喇嘛經常以“西藏精神領袖”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國，通過大量的弘法會和講經活動獲取捐款和贊助。據報道，達賴在歐美的一些弘法會，其贊助票開出的價格為每張高達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資金支持，其中的一個因素是其對自身的“民主化”包裝，掩蓋政教合一的本質，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盡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財政狀況依然非常窘迫。破舊不堪的“政府”辦公大樓，也許能印證其慘淡經營的境地。樓道里光線陰暗，辦公電腦多是老式的CRT顯示器臺式機，連打印機也沒有彩色打印功能，辦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舊不堪。

　　兒童教育很西化

　　此次“全球藏人特別大會”是在達蘭薩拉西藏兒童村舉行。會議間歇，本報記者走訪了幾間教室，采訪了一些正在課間休息的師生。

　　一位教英文的老師告訴本報記者，兒童村是“流亡社區”兒童、少年免費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們不僅可以免費讀書，校服和日常生活開支也是免費的。由于達蘭薩拉兒童村位于山頂，日照時間長，所以還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學生們可以用熱水洗澡。

　　這位老師說，這個兒童村建于1960年，目前已經發展成擁有12個年級、2700多名學生、130多位教師的大型系統學校。學校的最高處是幼兒園。在山林不許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貴，但本報記者看到，幼兒園的屋子里居然鋪著木地板。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村的學校采用藏語和英語雙語教育，6年級以下是完全藏語教學，6年級以上開始藏英文雙語教學，美其名曰“為學生未來報考印度和歐美高等學校做準備”。漢語教學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語言的隔閡與溝通的不暢，正是矛盾和誤解產生的原因之一。

　　對于多數“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歐美大學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個正在做英語作業的小學生就用稚嫩的英語告訴本報記者：“將來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學。”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養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過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獨立性為理由，割斷其與中國的文化聯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還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內藏人宣傳，在達蘭薩拉生活的藏人讀書、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錢，由此把達蘭薩拉描繪成“人間天堂”。以至于國內一些生活一時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數滿懷希望而去的藏人，收獲最多的還是失望。

　　為了安撫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強了“講經布道”。據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終沒有停止過對藏傳佛教的宣揚，而旁人則很難在政治意圖與傳統信仰之間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據了解，到目前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區”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