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社保所所長何平向媒體透露，政府計劃逐步將男女職工法定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一時間在坊間引起軒然大波。某網站民調顯示，90%的人反對此項可能實施的政策。這個提議的最早執筆者人大教授鄭功成，近日接受了《中國青年報》的專訪，回答了相關問題。何平將此政策的目的，總結為能解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巨大的老問題。而鄭功成認為此政策的擬定，并非取決于養老基金是否充足。他把這種解釋稱為是“公共政策實用化”的表現。

　　一個被經濟理論主導的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估量一項政策的代價時，不在意人們常說的社會代價或人的精神成本。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只從經濟成本來考量一個政策是否合理，就很難獲得認同。中國本來就有頤養天年的文化傳統，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如何考量或倡導“延遲退休”，其實是一個復雜的課題。如果只把“延遲退休”當成緩解政府資金危機的經濟政策，勢必引起民眾的反感。

　　在延遲退休年齡問題上，政府至少要算以下幾筆賬：首先是就業賬，按2007年統計，每年退休人員在300萬左右，即使減去專家所說的返聘，相信至少可騰空200萬個工作崗位。每年至少有800萬人找不到工作，這些自然減員的崗位顯然是珍貴的。

　　其次，是企業和政府的成本賬。老人的工資福利成本，肯定要高于剛就業的年輕人，但會相對地減小培訓成本，兩者之間需要有一個平衡點。

　　三是，實現目標的幾率。和體力關系不大的知識崗位和公務員，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例畢竟極小。“延遲退休”可能延遲的大部分是需要體力的工人，而真正能工作到65歲的行業，究竟占到多少比例？

　　除此之外，事關民眾個人的成本賬，政府更得計算，所謂“以人為本”就體現于這些細節。比如下崗工人要多繳幾年社保金，他們是否愿意承擔。再比如，工人群體即使提高了退休年齡，但囿于年齡和體力劣勢，會增加被企業解聘的幾率，這也得有足夠預計。即使以上問題都解決了，還存在一個如何向社會解讀、倡導的問題。如何實現與民眾觀念的良性互動，不引起相關群體和個人的恐懼和叛逆，也是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無論怎么延遲退休，60歲進入老年這個事實是不會改變的。發達國家多在人均GDP極高的情況下，才開始延遲退休年齡。即使這樣，法國航空公司的機械師為抗議提高退休年齡至65歲，近日還舉行了罷工。美國過去延遲退休的措施也極為緩慢，一年甚至只延長2至4個月，也是為了給民眾一個心理適應過程。

　　所以，延遲退休年齡，不能只算經濟賬，還必須考慮社會成本和公眾的心理成本。(葉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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