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深圳，一眼看不到轉折點。

　　一座座玻璃外墻、簇新現代的高廈中，夾雜著鴿子籠般的居民樓和火柴盒般的舊廠房，雨水沖刷后留下的黃色銹跡，留在每一棟發灰的建筑物臉上，將這個城市的過去，留給現在和未來。

　　蛇口第一炮

　　足足30平方公里，聽了袁庚和廣東省的匯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用鉛筆在地圖上寶安縣南頭半島的根部，用力劃了兩條線，“這個半島，都給你。”

　　袁庚沒敢要，他只要了半島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個足球場大小。

　　這一天，是1979年1月31日。

　　很多年以后，當人們開始梳理深圳的發展脈絡，這個形似蛇頭的彈丸之地，被稱作中國特區改革的試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坐著一艘快艇，袁庚從這里上岸。

　　這是剛剛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擔任副董事長的袁庚對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個地方，建個拆船廠，作為開拓他61歲新事業的起點。

　　溜達了一上午，他只看到兩排曲折、破敗的紅磚瓦房和嗡嗡作響的綠頭蒼蠅。在這個農民、漁民和蠔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鎮上，看不到男人，偶爾露臉的老弱婦孺都躲在墻角里，沒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這個地方。袁庚是個聰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給他的這塊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價碼”。袁庚說，對于蛇口，要參照“香港特點，照顧國內情況”進行管理，有關建設、生產上使用的物資進口及產品出口，要免稅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寫下“擬同意”三個字的同時補充說，“不給你們錢買船建港，你們自己去解決，生死存亡，你們自己管。”

　　袁庚動作很快，不到4個月，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破土動工，一個嶄新的外向型工業區誕生。

　　特區來由

　　就在袁庚踏上蛇口之前，廣東省委副書記吳南生也在深圳調查。他想解開一個疑問。

　　一年前，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把廣東作為其第一次遠行的目的地。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負責人把其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面前。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著一條寬不過30米的深圳河。

　　建國后，中英交惡，雙方封鎖邊界，深圳河見證著兩岸的變遷。深圳擁有和每一個大陸城市相同的記憶，大躍進、饑荒、“文革”，而香港卻在此間發展成亞洲四小龍。

　　于是，不斷有人逃到對岸。官方有記載的3次大規模逃港，分別發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災害和1972年，累計外逃6萬余人，參與者10萬余人。

　　聽了這些匯報的鄧小平，面對著霧氣蒙蒙的羊城街道，留下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

　　吳南生的調查，就是想弄明白鄧小平的意思。

　　他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對岸的香港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對岸的人均年收入卻有13000元，差了100倍。

　　他立刻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

　　和吳南生一樣，發展經濟時已成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共識。想在蛇口辦加工區的袁庚，正是與他們的思路不謀而合，才得到支持。

　　不過，廣東的想法，并不只局限在一個蛇口。

　　1979年4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借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機會，向中央提出了廣東“先行一步”的建議，希望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的政策，鼓勵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資。

　　鄧小平贊同這個建議，“這幾個地方就叫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傅高義認為，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找到一條不受其少的可憐的財政預算制約的現代化之路。廣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海外華人中，有80%來自廣東。為港澳回歸搭橋的政治考慮，也是特區選址深圳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0年8月26日，由吳南生牽頭起草的《特區條例》，獲得全國人大通過。深圳和珠海、汕頭、廈門一起成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327.5平方公里，蛇口包含其中。

　　次日的《紐約時報》，以節制的驚嘆寫道，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青春年代

　　似乎就是從1979年開始，人口不到3萬的邊陲小鎮深圳，忽然熱鬧起來。

　　剛剛過完年，惠陽地區公交計委辦公室副主任駱錦星就坐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泥土路，過兩個關口，車子搖搖晃晃，4個小時才到。

　　春節前，隸屬惠陽地區的寶安縣剛剛更名為深圳市，廣東省委向全省干部發出號召，支援深圳建設，駱錦星自認喜歡挑戰，和31名惠陽地區的干部一起，從城市來到農村，擔任新成立的房管局副局長。

　　親自起草了特區條例的吳南生，受命兼任深圳特區第一任市委書記，他也帶著5個人，乘火車從廣州來到深圳。半年后，廣東又安排有著豐富大城市管理經驗的副省長梁湘任市委書記，吳南生不再兼任。

　　駱錦星記得，當時的深圳，一眼望得到盡頭。

　　全鎮2.6萬人，汽車7輛。兩條水泥路穿過小鎮，一條是人民路，另一條是解放路，全長不到2公里。“干部都住在迎賓館附近的黨校，門前一條臭水溝，蚊子一抓一大把。”駱錦星說，“看來，真要走一條血路才行。”

　　雖然中央一直強調不給特區一分錢，吳南生還是從副總理谷牧那里爭取到了3000萬的啟動資金，靠著這3000萬，深圳搭起了特區建設的第一塊積木。另外的資金來源是“賣土地”、向銀行貸款和引進外資，最初幾年不向中央繳納稅款的特殊政策也間接提供了特區建設的資金。

　　最有想象力的駱錦星提供了“賣土地”的點子。

　　“把土地使用權出租給外商，我們就能用租金來搞建設，外商拿了地，也必然愿意來投資，這樣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困難在于曾經的信仰。當時憲法規定土地不能出租、轉讓。

　　“沒有辦法，都按規矩辦，還叫什么特區？”駱錦星說，不是要闖血路么？血路就是有人要犧牲。

　　統計數字顯示，從1980年到1981年，深圳共出租土地4.45萬平方米，獲得“土地使用費”2.136億港元。

　　這一做法，日后在全國蔚然成風。1988年，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修改了憲法有關條款，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

　　資金來源途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深圳最初的發展模式，建成“出口加工區”的最初期待，也在實踐中被豐富和完善。

　　為了吸引外商投資，大量資金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建賓館、建道路。國貿大廈、深南大道，這些深圳的地標，均在此時竣工。

　　在特區建設的最初三年里，深圳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6倍，不僅把另外三個特區遠遠甩在身后，還讓十里洋場的上海、華南第一城廣州黯然失色。

　　小漁村創造了大奇跡。一些沖破經濟發展羈絆的制度改革，也在進行當中。

　　1982年，通過競聘，普通職工何能勝獲得了中英街上的沙頭角綜合商店總經理一職，1983年，國貿大廈的女員工已經可以每月拿到200多元的工資，比內地的部長還高。1984年，深圳市民可以不再憑糧票敞開購糧。

　　這些改革，10余年后在內地以同樣的方式上演。

　　那是改革啟蒙期的激情年代，深圳宛如一個蓋世英雄，叱咤風云。

　　狄更斯說，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

　　小平救難

　　深圳走得艱難。

　　作為探路者，每前進一步，都在撕破舊有體制的臉面，艱難可想而知。

　　一份在1982年年初呈交給中央的調查報告對深圳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外資充斥市場，宗教迷信活動加劇，淫穢物品大量流進，暗娼增多，臺灣反動宣傳加緊滲透，港臺電視也占領了陣地，特區幾乎成了不設防的城市。”

　　1982年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問題。省委書記任仲夷向中央作了他參加革命以來的第一份檢查。

　　這一年，凡是從廣東到內地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特區成了壞分子聚集地的代名詞，當時的一些影片中，只要是壞人，就講粵語。

　　1983年年底，深圳少見地下了一場大雪。過完元旦，鄧小平來了。

　　站在深圳當時最高的國際商業大廈22層天臺上，鄧小平看到了一個這樣的深圳：許多工地正在施工，機械塔吊伸開長臂不停轉動，縱橫深圳東西的深南大道已經建成，路上車流穿梭，羅湖新城初具規模。

　　小漁村變成了大工地。隨后的兩天，鄧小平參觀了漁民吳柏森的家和蛇口工業區，隨后只言未留，前往珠海。

　　回京前，鄧小平為深圳留下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對的。”

　　這句話，挽救了深圳。

　　事后，市委書記梁湘把一幅300平方米的鄧小平巨幅畫像，豎在了深圳最顯眼的深南大道上。

　　雖然此后深圳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深浪潮”，素以強悍、理想主義，敢擔當著稱的市委書記梁湘，也在爭論聲中黯然離職，但那些親身參與了深圳建設的人們，每行至此，都會從內心生出堅定的力量和勇氣。

　　1992年，當姓社姓資的爭論再次壓到深圳頭上時，88歲的鄧小平再次乘火車來到深圳。這一次，他待了4天，登上了8年前還在建設的國貿大廈，并在53層的旋轉餐廳用餐。

　　此時，人口已達數百萬的現代化都市深圳，正在經歷又一次圍剿。

　　這一次，鄧小平的表態很清楚：“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鄧小平是要用深圳，再次推動全國改革的步伐。

　　如今，在深南大道和紅嶺路的交匯口，鄧小平畫像，剛剛重新粉刷，穿著深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笑容依舊。

　　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靈魂，深圳的靈魂，是鄧小平。

　　深圳，你被誰拋棄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很多深圳市民自發點燃蠟燭，在小平畫像下祭拜，不少人失聲痛哭。

　　此時的深圳，已經走過明亮、激情的青年時代，正面臨各路諸侯的圍剿和成長的困境。

　　獨家的特惠已變為多家共享的普惠，浦東新區迅速崛起，各種名頭的特區遍布全國。耶魯大學歸國博士胡鞍鋼“特區不特”的理論，紅遍全國，直戳深圳的關鍵部位。

　　1997年香港的回歸更讓許多人相信，支撐深圳存在的重要政治原因已經不在。2000年10月，中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突然下發文件，責令深交所A股新股停發。國家層面的政策安排，讓深圳經濟走入寒冬。

　　脫離了“特區”的語境，單純作為一個城市，深圳的弱勢是顯而易見的。

　　在過去的30年里，懷揣著財富和創業的夢想，不停有人從全國各地來到深圳。30年里，深圳的人口不斷增長，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0萬，到90年代的100萬，再到現在的超過千萬。

　　在這個99%的人口是外來人口的移民城市里，沒有歸屬感的人們毫無擔憂地消耗著城市的資源和信譽，“金錢第一”成為普世價值，飛車黨、搶皮包、割項鏈的新聞不絕，不斷攀升的自殺率大半原因是抑郁癥，最初以淘金為目的的創業者們，開始向這個城市索要幸福感和安全感。

　　普通打工者咼中校，恰在此時來到深圳。和所有打工者一樣，在寶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場，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為一家證券網站開發網絡系統。工作不穩定，一年里，他換了5家公司，每月工資不到2000元錢。

　　雖然只是個普通的“打工者”，武大金融系畢業生咼中校卻一直在思考和關注深圳的發展。2003年，他把對深圳的擔憂寫成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發表在強國論壇，經紙媒轉載后，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對深圳出路的又一次大討論。

　　據說，時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在一次會議上稱贊了這篇網文，之后，文章的打印版便擺上了每個委辦局局長的辦公桌。

　　在媒體的推動下，咼中校還成了市長于幼軍的座上客，網民和市長關于深圳發展之路的平等對話，一時傳為美談。

　　5年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為深圳“尋醫問藥”。

　　30年一覺改革夢

　　2008年11月7日，一場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名義召開的研討會，在深圳五洲賓館召開。醒目的大紅標語打在賓館門口，“感恩改革開放，回報全國人民”。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說：“看了這條標語，我很感動，深圳為改革開放，做出了重大貢獻。”

　　這個肯定，讓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唏噓不已：“從存在那一刻起，存在的必要性就被質疑，一直到現在，這種滋味不好受。”

　　已卸任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對這個研討會也很關注，在會議論文集一些重要的文章上，他專門作了記號。李灝認為，深圳的重要性，不在于為國家創造了多少稅收，而是探索了鄧小平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怎么走。

　　咼中校關心的是，沒有了當初一窮二白的窘境、走過了創業初期的激情，深圳繼續改革的動力在哪里？

　　“最首當其沖的，是繼續解放思想。”冷溶說。

　　深圳現任市委書記劉玉浦在會上表示，深圳將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當前深圳特區改革攻堅的重要突破口，用5年時間建立起全新的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比全國提前7年完成。

　　深圳仍在路上。30年的歲月穿過風塵，成就了年輪。

　　依賴一個個有著回憶的地名和人名，人們在滄海中記住一座城市。

　　袁庚96歲了，依然待在深圳。在深圳從一個漁村到現代化大都市的建設起點上，他曾叱咤風云，毀譽參半。

　　被取消了特權的蛇口，并沒有成為袁庚期待的樣子,一個類似英國阿伯丁的以工業為主的港口城市,但“工業大道”、“興工路”這樣缺乏個性的路牌，還是多少留下了夢想的痕跡。

　　駱錦星習慣搖著蒲扇，在這個城市里遛彎兒，或者站在國貿大廈的頂層，打量這個城市，“我們這些老頭子，現在基本都不在了。”

　　創業激情和財富夢想，依舊磁石般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向這里匯聚。每個平淡的表情后面，都有一個和這個城市的故事，或大或小，或精彩或平淡。

　　在深圳創業初期擔任市委書記的梁湘，在不得不離任時淚流滿面，他引用了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向深圳告別。

　　“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這個地方”。(本報記者　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