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百姓對“旅游”一詞完全陌生。逢年過節，人們安心守在家中。最先在中國觀光旅游的是外國人，當時的接待全由各省外辦負責。

　　1985年，國內各城市相繼開始發展旅游業。1999年，中國出現“黃金周”，旅游開始火爆，逢年過節，出門、出城、出國觀光，儼然成了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

　　2007年12月，國務院下發通知，取消五一“黃金周”，此后，《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出臺，在游山玩水的同時，還可以拿到薪水。

　　“大鼻子”來咱家

　　董永強記憶中的旅游是從兵馬俑的發現開始的。

　　54歲的董永強是陜西省第一代導游，他所在的西安是中國最早開展旅游業的城市之一。

　　那是1974年，當時中國正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為了解決缺水問題，陜西臨潼縣成立了打井辦公室。那年3月29日，在井下挖土的村民發現了一些看起來像頭顱的碎片，接下來又發現了許多殘肢斷臂，拼湊起來近乎人的身形。

　　后經考古學家鑒定，確定為兩千多年前的秦代陶俑。兵馬俑一經發現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國家文物局隨即派出考古、文物專家進行現場考察，并決定由陜西省組織考古隊進行發掘。

　　1978年，法國前總理希拉克參觀兵馬俑后說：“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跡，秦俑的發現，可以說是第八大奇跡了。不看金字塔，不算到埃及，不看秦俑，不算到中國。”

　　兵馬俑就這樣將西安變成了一個旅游城市。

　　隨著1號坑、2號坑的挖掘，秦朝軍陣、銅車馬等相繼出土，兵馬俑的名氣越來越大，很快引來了外國游客。

　　也是在1978年，陜西省成立了旅游局，開始發展旅游業，大學剛畢業的董永強分配至陜西省外辦旅游組，負責接待改革開放后首批來華游客，那時兵馬俑的外圍只有兩個小平房，住著一些挖掘和看護的工作人員，也只對外賓開放。

　　一次帶團，董永強為外國游客講解了陶俑的發現、制作以及兩千年前統治者秦始皇的故事。老外們聽得很入神，時不時向董永強豎起大拇指，佩服中國古人的智慧。

　　就在董永強一行幾人準備離開兵馬俑時，臨潼縣幾個調皮的孩子忽然圍了上來，嘴里不停地唱著：“大鼻子、大鼻子、洋鬼子……”

　　董永強回憶，最開始老百姓對“旅游”很陌生，只是覺得西安城里的外國人忽然多起來，很多結伴而行。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在街上走，拿著相機在祖輩們留下的東西前咔嚓、咔嚓拍照。

　　每次見到體態特征各異的老外，老百姓們總是在不遠處觀望，那次不知哪家的調皮鬼竟然圍著老外唱起童謠，“當時的場面有一點突然，外賓們因為聽不懂漢語不停地問我，‘董，快翻譯一下，什么意思？’”聽了董永強的解釋后，外國游客明白了孩子們的用意，不但沒有生氣，反而一邊用手摸著自己的鼻子，一邊跟著稚嫩的童音咿呀地學起漢語。

　　旅游拉動經濟

　　現任陜西省旅游局法規處處長趙正寧清楚地記得，1979年10月1日，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正式開放。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親自為博物館題寫了館名。

　　陜西憑借兵馬俑出名，游客最多時，陜西省當年的副省長孫達人親自坐鎮機場指揮調配飛機，一天當中有10趟北京飛達西安的航班，有8個航班由西安飛往桂林，即便這樣仍舊解決不了問題，游客最多時，必須調動軍用飛機支援。

　　一晃快30年過去了，如今的機場早已變了模樣。1987年8月，陜西咸陽機場正式動工興建，2003年9月啟用，成為西北現代化程度最高的航站樓，居中國第四大空中交通樞紐。

　　旅游悅己，同時帶動經濟。董永強逐漸注意到，隨游客數量增加，兵馬俑等景區周邊逐漸開始增加一些兜售紀念品的商販，微縮后的人俑、馬俑被很多游客帶走做紀念品，華清池內花幾分錢就可以用溫泉水洗手。

　　1985年，董永強一個月掙20元，剛滿足家用，那時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基本保持在這個水平，董永強周圍的人很少有閑錢用來旅游，而在一些外國游客眼里，中國消費低，東西便宜，到這里旅游可以盡情購物。

　　來陜西旅游的人越多，老百姓的好奇心反而小了，馬路上不再有為看“洋人”止步不前的行人，景區周邊多了與老外討價還價的商販。原本老實的農民開始從洋人手里賺到錢了。

　　1981年1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西安日益成為具有歷史特色的世界游覽勝地。1981年1月至11月前來游覽，參觀的外國游客、華僑、港、澳、臺同胞達5.77萬人，接待國內參觀人數達1000萬人次。旅游外匯總收入2290萬元。

　　趙正寧解釋，我們國家的旅游與國外不同，先開展國外游后開展本國游，國內最先發展旅游的城市依托各自特點吸引外國游客，如陜西兵馬俑，北京長城、故宮、頤和園，桂林山水等。很大一部分外國游客的旅游路線先到北京游故宮、登長城，然后乘飛機去西安看兵馬俑，最后游覽桂林山水。

　　1980年，來華外賓主要集中在中國七大熱點地區，北京、西安、上海、桂林、昆明、重慶、新疆。截至1985年，西安一直位居熱點城市第二名，僅次于首都。

　　1985年以后，國內各城市看好旅游帶來的經濟效益，相繼開展旅游業。

　　根據國家旅游局發布《2007年中國旅游業統計公報》顯示，2007年，中國旅游業發展勢頭良好，三大市場保持穩定增長。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187.33萬人次，國內旅游人數16.10億人次，中國公民出境人數達到4095.40萬人次。旅游業總收入10,957億元人民幣。旅游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此一游

　　改革開放初期，外地游客來到西安最常住的地方是人民大廈，還有一些旅游局、旅行社指定的招待所，小型的旅游團安排起來比較順利，一遇到大型旅游團董永強就會犯難。因為賓館太少，游客多的時候一個團被分別安排在兩家招待所，吃飯只能在旅游局指定的涉外飯店。

　　為了解決游客多、旅店少的問題，陜西省開始加快修建賓館，西安賓館、唐城賓館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發展起來的賓館。

　　1984年，董永強擔任國旅陜西分社導游，那一年百姓的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但當時除了公園沒有什么玩的地方，興慶宮公園作為當時西安市最大的游樂場所每到假日都爆滿。

　　經常是一家人騎著自行車過去玩，門票一個人5分錢，1.2米以下兒童免票，園內一根冰棍5分錢、冰峰牌汽水0.12元一瓶，還要交1毛錢押金，另外存車需要2分錢。

　　那時，背個軍用綠帆布書包，里面帶上蒸好的饅頭，或者用鋁飯盒帶米飯炒菜就出發了。“劃一次船要0.25元，這在當年是很奢侈的事，一家人玩一趟花銷在2塊錢之內。”董永強說，只有到了冬天，大家逛公園的熱情才會降下來。

　　1991年，董永強來到中國康輝旅行社西安分社工作，依舊沒有離開翻譯導游這個老本行，這一年，陜西歷史博物館開館，可供游覽的場所又多了一處。旅行社里接收的國內游客悄悄多了起來。來自北京、上海一些操著外地口音的游客，常常出現在兵馬俑。

　　此前，只有那些夫妻兩地分居，或者父母在外地的人，才有“探親假”，只有那時才能休息、旅游，玩一趟下來少說也要花費幾百元。董永強說，“要是誰家在香港、澳門有親戚能過去探親，那絕對會羨慕死人。”

　　后來單位里多了做銷售的員工，經常需要出差，順便會游覽目的地城市。還有一些效益好的單位組織員工旅游，從郊游開始，接著到一些名勝古跡游覽，北京、桂林、上海、西安、杭州這些以旅游聞名的城市是當年出差的熱門地區。

　　這些相對發達的城市，旅游開展時間長，觀光、交通、住宿都相對成熟，另外景區的名氣大，很多老百姓沒有親眼見過故宮、長城、兵馬俑、西湖，渴望親自游覽。

　　1991年，家住內蒙古的銷售員李素蘭第一次因公出差來到北京。懷著激動的心情走出火車站，接著就被眼前人頭涌動的熱鬧景象震住了，33歲的李素蘭雖然是帶著任務到這里，面對這座熱點旅游城市仍舊選擇擠出兩天時間游覽。

　　李素蘭拿著出差前在鄰居家借來的傻瓜相機不停拍照，生怕錯過哪個經典的畫面，現在看來每張照片都有個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火車站、景區大門留影，很有“到此一游的味道”。

　　李素蘭說：“那會兒第一次出去玩，時間太緊，雖然就兩天，但能叫上名字的地方都去看一下，就算是走馬觀花也要看一遍。”

　　出境游增多

　　1993年一部名為《古今大戰秦俑情》的電影熱播，影片再次給秦始皇兵馬俑增加一絲魅力，誘惑著很多人親自去探尋。

　　就在這一年，董永強被派往委內瑞拉大使館工作，擔任二秘，工作期間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游覽外國，異域的景致讓這位資深導游欣喜。

　　與董永強相同，這一階段大部分出國的游客是在商務出行的基礎上展開的，并沒有實質意義的出境旅游，首批商務出國的人士成了最早出境游的受益者。

　　我國最早的出境游從1983年港澳游開始，1997年之前商務出境人數較多，1997年后中國先后開放了東南亞、日韓、歐洲等目的地國家。

　　國旅總社市場部總監林康告訴記者，近幾年來自由行游客數量不斷增加，這與社會發展有關，25-40歲的游客中，外語能力越來越強，很多人開始選擇自費出境游，一次旅游花一兩萬元很正常，大家對于旅游產品需求越來越多樣化，同時刺激了旅行社開發新線路。

　　30年的從業經驗，董永強深刻地體會到，近年來，深度游、自助游、驢友等詞語被越來越多人接受，旅游不再拘泥于跟著導游逛商場、買東西，“玩”的味道更重了，滑雪、攀巖、漂流、沖浪統統融入生活，只要有時間、有經濟條件就能瀟灑地玩一趟，只有想不到沒有找不到的玩法。

　　林康說，2007年是國旅出境游營業額最高的一年，這與國家市場環境密切相關，這一年全國金融市場大豐收，老百姓手里有錢了，旅游的人也就多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1994年，我國國內游人均花費為195元；2006年國內游人均花費上升至447元；199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元；200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6萬元。從這組簡單的數字不難看出，旅游的花費與人均生產總值成正比例關系變化。

　　黃金周之變

　　1995年，國家調整假期制度，把單休日改成雙休日，無形中增加了52個假日，這時候老百姓有了足夠的休閑時間。

　　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發布《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確定每年春節、五一和十一法定休假3天，再加上調整的前后兩個雙休日，形成了每年3個連續7天的長假。

　　由于長假在旅游、購物、休閑、娛樂等方面的消費熱潮給國民經濟帶來的顯著提升，被人們稱為“黃金周”。這一年開始，休假的總天數增至114天。

　　2000年，董永強回到了中國康輝西安旅行社工作，這時的他擔任總經理。雖然承擔公司的管理工作，但每年五一、十一黃金周時，董永強仍然親自帶團。“黃金周是我們最忙的時候，別人放假休閑，我們要全副武裝上陣，不光是我這個總經理，很多退休老員工都被叫回來幫忙。游客多，行程緊，每個環節都要操心。”

　　節假日出游的人多了，游客的年齡層次也開始發生變化，很多高校的大學生出現在旅游隊伍中。

　　董永強半開玩笑地說：“也許是我上歲數了，每次帶團能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三五個結伴跟在旅行團后面，免費偷聽導游的講解，全都充滿活力，讓人羨慕。”

　　隨著時間遞進，“黃金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開始顯露，比如某些景點不堪重負，一到黃金周鐵路交通擁堵不堪，越來越多的游客把注意力集中在旅游質量上。

　　“上山看人臀，下山看人頭，行走穿人縫，觀景找人空，照相凈和陌生人群合影。”這句順口溜形象地說明了黃金周的旅游質量。

　　“黃金周”需要調整，2007年12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恢復五一休息一天，中秋、端午、清明節為法定假日。

　　方案一經公布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反響，褒貶不一。但是專家認為，假期制度的調整是按照國情發展而改變的。另外，實現帶薪休假也會對法定假日實施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管理學院副院長鄒統纖認為，消費作為衡量社會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標志，既與社會群體收入水平息息相關，也與民眾消費觀念更新、消費時間充裕與否密不可分。

　　通過給予充足的休息時間，刺激中國老百姓經濟思維從簡單的“積累型”向“積累—消費型”轉變。“黃金周”制度不但是經濟發展觀念上的一次變革，它改善了人們的休假狀況，更新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休假觀念，其社會效益并不遜于經濟效益，從這個層面來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對于老百姓而言，“黃金周”的調整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旅游格局，一些長線游多多少少會受到限制，但是也刺激了短線游更完善，帶動旅游產品多元化發展。”前兩次假期制度的調整相隔8年，這期間折射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蜿蜒道路。對于黃金周的調整鄒統纖認為，合理的調整休假制度將帶動旅游發展，推動國家經濟。(本報記者牛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