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最底層攤販群眾斗智斗勇的實踐中，總感覺“吃了太多啞巴虧”的城管越來越“機智”了。一些把野蠻當正義的執法人員，雖屢遭輿論批評，卻并無改弦更張的主觀努力，反而用攝像機“自證清白”，選擇地拍攝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中國青年報》12月3日)

　　攝像機是個好東西。你的所作所為經過記錄，一一在案，想抵賴都抵賴不了。你說我們打人了，我們有執法全過程的錄像資料證明沒有打人！打人的城管學會了留取證據，充分證明了他們的法律意識確實提高了。我們應該為這個群體的進步感到欣喜，畢竟，類似的進步還是很難得的。

　　然而，攝像機如何能夠發揮作用、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還要看那一雙隱藏在機身后的眼睛是否客觀公正。如武夷山城管那樣，將所攝錄的影像搞成“12個獨立的片斷”，只展示“著制服的城管手及臉部皮膚破裂”的畫面，卻沒有推拉攤販、將攤販塞進面包車等畫面。這樣殘缺的錄像資料，不過是砸向群眾的另一種形式的拳頭罷了。

　　且不說已有很多現場圍觀者對城管確實有打人行為的證實，即以執法過程的錄像資料而言，也并不必然就能證明城管的清白。更荒唐的是，武夷山市行政執法局局長居然要求被打者也拿出被打的證據來，難道我們的城市真需要每一個攤販都隨身攜帶攝像機以留取證據嗎？從理論上講，每一個攤販都可能是潛在的被打者。

　　城管根據一己之需，攝錄時隨心選擇，后期處理時隨意剪輯，然后以此“證據”來自證清白，這實在是一種奇怪且霸道的行為。記錄過程當然重要，但如果只記錄那些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不僅不能證明自家清白，甚至可能構成對攤販的誣陷。是否構成偽證，法律自有判定，但其用心之險惡，昭然若揭。

　　城管攝像之初未必就有構陷攤販的主觀故意，自我洗脫的成分可能要大得多。但選擇性拍攝一旦在執法過程中蔓延，并不幸被第三方采信，那些小商小販將陷入百口莫辯的境地。更何況，很多情況下，城管處理與攤販的爭執往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并不需要第三方介入。

　　從深層原因看，很多城市管理者在管理城市時對城市形象的考量，往往要多于對底層群眾民生的考量，其極致便是過分排斥小攤小販，過分注重城市表面的光鮮凈潔。而大量城市管理人員，便是“城市要光鮮”與“攤販要生存”兩股力量撕扯的矛盾焦點。矛盾難以從根本上調和，粗暴的拳頭遂不免時時助陣。

　　這樣的故事在城市里時時上演，“自證清白”就成為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即便用了最先進的攝錄裝置，也不過是掩耳盜鈴的自以為是。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從根本上改變治理思路，真正從民生出發，認真考慮那些底層低收入群體的生存要求，那么，城管執法也就不需要高調提倡什么“人性化”了，攝像機也用不著了。（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