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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網傳遼寧鐵嶺市有9個副市長、20個副秘書長，河南新鄉市有11個副市長、16個副秘書長后，日前又有網友曝貧困縣湖南平江縣有10個副縣長4個縣長助理，記者隨后瀏覽這位網友提供的平江縣官方網站，確認了這一事實。(《新快報》12月4日)

　　隨著網友對政府組織機構搜索興趣的增大，一再出現的“打麻將可以湊幾桌”的“超豪華編制陣容”，深刻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機構的臃腫。難怪有評論驚嘆，官員編制“沒有最多，只有更多”。一些網友更是諷刺道：“這樣下去，還不如一對一，每個副市長管一個老百姓。”

　　副職超編扎堆，說到底，是官員的利益使然。政府機構的存在和維系雖然在法律上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實際中總是難以脫離部門利益，尤其是部門領導利益的糾葛。擴大本部門的編制，不僅能夠為領導帶來更多的權力和聲望，更增加了其維持和提升自身地位的幾率。正是在這種官僚組織的本性驅使下，政府部門的每一次機構精簡都顯得“傷筋動骨”，每一個部門在精簡中莫不想著維持甚至借機擴大自己的編制。

　　從組織學上分析，政府機構應當本著“因事設廟、因事設人”的原則，確定其編制和管理幅度。每一級政府機構直接領導和監督的下級組織數目，或者一個領導人直接領導和監督的下級人員數目，必須與其所擔負的行政職能相匹配。機構組織幅度過小，將會造成力所不及、失之力虧；幅度過大，則會浪費資源、產生“內耗”。最低成本原理要求組織機體小型化，能夠由10個人組成的機構決不擴大到20人。這種規模的確定，應當以組織擔負的職責為限。很顯然，一個機關動輒上十人的副職扎堆，與現代社會追求行政效率的政府職責極不相稱。

　　那如何杜絕官員編制“十羊九牧”的扎堆現象？筆者以為必須謀求行政組織法的完善。行政組織法正是從源頭上控制和規范政府行政權、遏止政府機構臃腫膨脹的法律。然而，目前我國行政組織法很不健全，中央行政組織法只有一個《國務院組織法》，該法總共僅有11個條款，國務院的部、委、直屬機構、辦公機構均無相應的組織條例；地方行政組織法只有一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省、市縣和鄉鎮等均無單獨的行政組織立法。現有立法不僅條文粗陋，而且對政府部門的編制尤其是副職人數并無明確控制，這不僅與民主、法治原則相悖，而且也是我國歷次政府機構改革成效甚微，機構精簡后再度膨脹，以至最后機構重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財政變成“吃飯財政”的重要原因。

　　現代社會，政府的產生來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官員的任命也應獲得人民的認可。一個政府機構應當保持什么樣的規模，老百姓應當納稅供養多少行政官員，都應當有立法的明確規定。西方法治國家每增加一名政府官員編制，都需要議會批準，其法律程序嚴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相比之下，我國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現副職扎堆現象，首先在于缺乏細致的法律控制。只有行政組織法先健全了，才能從源頭上確保政府的每次“瘦身運動”不至于流為人為擴編的機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政府機構臃腫的慣性難題。(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