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檢院的指定由山西管轄，屬正常現象，根本不需要猜疑有什么不正當關系。而且層報指定管轄必然需要說明管轄的意見和理由，既然偵查的對象是記者，那么必然需要說明其在山西方面正在偵查的某某案件中，有利用職務之便炮制有償新聞的嫌疑線索和相關的證據情況。否則不但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會受理并批復，而且根本就不合公文規范，哪怕山西、太原檢方也不會通過。所以我認為層報時應該不會存在隱瞞采訪過本院查辦案件這一事實。因為如果不是查辦過本院查辦案件，不是在本地有過采訪活動，那么就不存在本院管轄的問題，也缺乏了并案偵查的理由。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山西檢方并不像網上所炒作和影射的那樣存心濫用職權的話，他們又怎么可能會想起來要特地強調該記者采訪過檢察長呢？當然，我也并非為山西太原杏花嶺區檢察院及檢察長開脫，如果他們真的存心濫用職權，自然也會受到法律的懲處。這也是我在昨天發表的評論中開宗明義就提出的態度。我在昨天的評論最后提到的“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隨著事態的進展，另行指定其他檢察機關辦理此案更為合適，這樣也許更有公信力一些”，其中的含義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指定山西檢方管轄此案并無錯誤，但事態的進展可能會導致另外的選擇更加有利于辦案，何種選擇更合適應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時度勢決定，但這并不構成任何建議。

　　偵查不公開和話語權

　　偵查不公開是全世界通行的一個原則，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多直接在其刑事訴訟法典中予以明文規定。偵查工作屬于信息戰、心理戰，在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之間玩的就是信息不對稱下的多重重復博弈。

　　因此，我國刑訴法為什么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不能查閱公安、檢察機關的所有案卷，只有權知道當事人所涉的罪名、本案的法律文書，就是偵查不公開原則的一個體現。本案中檢察機關到底掌握了李某哪些犯罪事實和取得的證據多少，都屬于應當盡量保密，不能輕易攤底的事項。

　　由于偵查不公開原則，偵查機關必須盡量少地把案件的內在情況作披露，只能公布一些可以由法律文書公開的情況，例如立案了、拘捕了、涉嫌什么罪名等等。這就導致了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的話語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與此同時，犯罪嫌疑人一方卻可以利用話語權的優勢把水攪混，散布一些不實的信息。

　　悲情牌、輿論和偵查

　　職務犯罪是一種高層次、高智商的犯罪，對于偵查和反偵查來說，都是如此。幾乎所有職務犯罪分子，其在反偵查所出的牌中往往少不了一張“悲情牌”，要把自己裝扮成受害者。在偵查中，哭訴自己受到了舉報人的陷害、受到了領導給小鞋穿，甚至號稱受到了偵查機關的迫害，種種情形不一而足、屢見不鮮。

　　如果僅僅是普通的悲情牌，沒有與社會輿論結合在一起，那么只要檢察官明察秋毫，辨明真假，殺傷力并不大。但一旦與輿論結合，再加上傳播炒作手段的話，則容易誤導民眾。尤其在民主社會中，輿論的殺傷力就非常強大了。對偵查活動的影響輕則導致偵查機關分散精力疲于應付，重則有可能顛倒黑白偵查者反被陷害。

　　由于這個話題過于沉重，我無意于將其與本案作任何方面的聯系。否則由于真相未明，無論是對山西檢方，還是犯罪嫌疑人一方都是不公平的。但是最起碼公眾應當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任何一個人自認為憑良心和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都應該警惕他是不是正在被誤導、被利用。（曹呈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