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聞一多的詩句中，香港和澳門是兩個離家的孩子，等待歸家。

　　又是鄧小平，極具魅力提出的“一國兩制”，照亮了在外百年的游子回家的路。

　　盡管經歷了諸如金融風暴、非典等考驗，回歸后的港澳繁華依舊。

　　強硬姿態宣示主權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

　　一身藍袍的撒切爾夫人走出大門后一直低頭不語，結果在下一個階梯時，腳下踉蹌，單膝雙手及地。

　　這個鏡頭很快被一旁的記者們記錄下來，第二天世界各大媒體都在顯眼位置報道了撒切爾夫人的跌倒。對于這位剛取得了馬島戰爭勝利的英國首相來說，無疑是此生最尷尬的時刻之一。

　　在撒切爾夫人跌倒之前，首次訪華的“鐵娘子”曾和鄧小平有一次交鋒激烈的會晤。

　　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周南回憶，撒切爾夫人一上來就要求在1997年之后繼續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的管轄，并以威脅的口氣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如果中國宣布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后果。”

　　鄧小平針鋒相對，稱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不遲于一兩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

　　在這個日后被稱為“定調子”的會見中，鄧小平特別強硬地對撒切爾夫人說，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當時與會的一名中方成員說，聽了這句話，對方沉默良久。

　　據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回憶錄記載，當晚回到釣魚臺賓館，撒切爾夫人對他說：“他(鄧小平)這個人好冷酷無情呀！”

　　在主權問題上，鄧小平不止一次的“冷酷無情”。

　　隨后的中英談判不是很順利，英方百般阻撓，甚至要求中方不在香港駐軍，理由竟然是內地離香港很近。還說萬一香港受到侵略，得事先征求港府、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同意，中國軍隊可以暫時前往香港處理，沒有任務就馬上返回。

　　對此，鄧小平震怒。在一次公開接見香港各界人士的時候，香港記者照完相剛要離開，鄧小平叫住他們，說道：“為什么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時期可以駐軍，我們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征吧，連這點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什么恢復行使主權呢？必須要駐軍！”

　　第二天，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打電話給周南，說鄧的表態造成了港英各界極大震動，特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了解中方態度。而在之后的談判中，英方再也未提駐軍問題。周南笑稱，這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在鄧小平要求的兩年時間內，中英雙方終就香港前途達成一致。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問北京后抵達香港，宣布1997年之后英國放棄對香港行使主權。

　　7個月后，撒切爾夫人再次來華，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鐵娘子”在回憶錄中說：“協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國《時代》周刊評論說：中英談判像是一場“雙方比賽膽量的戰斗，而英國方面首先敗退下來”。

　　一國兩制的提出

　　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20歲出頭的蔡祖民一直關注著中英在北京的談判。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他，每天都會和同學傳閱《明報》、《大公報》等香港報紙，從中了解會談的最新進展。

　　上世紀80年代初的香港正享受著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成就，向來以專心經濟不理政治著稱的香港人，能在賺錢之余，抽出時間關心政治新聞，已屬不易。他們想知道，香港今后的行政長官，到底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

　　由于英國在1980年發布白皮書，將持有英國護照的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列為“英國屬土公民”，不再享受英國公民待遇，以防因主權轉移香港人大量涌入英國，已經搞得人心惶惶。

　　1983年9月，中英第四輪會談未取得任何成果，引發金融動蕩，港幣與美元匯價跌至歷史最低。蔡祖民說，很多市民擔心香港前途，都到銀行換美元，超市的大米、食油和罐頭等食品也被搶購一空，他自己就曾在匯豐銀行排隊5個小時，將2000元港幣的獎學金換成美元。不少有能力的中產階級則選擇了移民。

　　“更多人是在觀望，想看看內地是不是真的搞經濟，搞改革開放，不再搞運動了。最重要的是，鄧公說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能不能兌現。”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蔡祖民習慣尊稱鄧小平為鄧公。

　　一國兩制最先提出，卻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就闡述了解決臺灣問題要尊重臺灣現實的思想。1982年初，鄧小平在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首次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他說：“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個構想卻先被香港用上了。

　　1979年，英國駐香港總督麥理浩受英國政府指示來華，并向鄧小平提出，允許將在1997年“租借”到期的新界契約，改為“在英王管治此區一直有效”。對此，鄧小平給予嚴肅拒絕，他說，我們歷來認為，香港的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我們將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來處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

　　為了安撫香港市民的悲觀情緒，鄧小平在一國兩制基礎上，又提出了“港人治港”和“50年不變”。1983年夏天，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剛剛去世，有人心存疑慮。鄧小平明確告訴大家，政策不會因為廖公的去世而改變，請大家放心。

　　鄧小平當時問大家：“‘九七’后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還要繼續多久？15年？”場內沒有聲音。鄧小平又問：“30年？”還是沒有反應。接著，鄧小平伸出五個手指，提高嗓門說道：“50年？50年不變可以了嗎？”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兩年之后，“一國兩制”被正式確立為國策，用以解決港澳臺問題。

　　紫荊花開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雙方又開始了新一輪艱苦曲折的談判。但誰都明白，香港回歸是大勢所趨。

　　1984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導演順應形勢，找香港演員參與。歌手張明敏作為第一位來到內地的香港歌星，以一曲《我的中國心》一炮走紅。

　　香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被呈現在了全國觀眾面前。而在更多的場合，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則是內地經濟發展的榜樣、老師和投資者。

　　大學畢業后的蔡祖民進入了家族企業。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北上潮”中，他和表親一起，將家里的玩具廠搬到了東莞。優惠的政策和廉價的成本，使得工廠規模在短短幾年內翻了幾番。這是當時香港制造業的典型軌跡。

　　為了更好地交流和管理，蔡祖民開始學習普通話，并娶了一個內地的女孩。不過，他的愛人起初并不愿意和他頻繁返回香港，因為她不會說粵語，對于用英語和同胞甚至是男方家人交流，她感覺很別扭。

　　“九七”之前，蔡祖民的一些朋友又開始張羅移民。蔡祖民覺得沒必要，從一個商人的角度，他覺得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香港的回歸倒會有更多賺錢的機會。有朋友被他勸說留了下來，也有的笑稱他被“赤化”了。

　　就在蔡祖民期盼的回歸即將到來時，1997年2月19日，他一直崇敬的鄧公病逝。蔡祖民說，他聽到消息后愣了好久，按照香港的習俗，朝北面上了三炷香。

　　周南此時已經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當晚他本已睡下，突然接到北京發來的急電，工作人員含淚連夜布置靈堂。一連幾天，眾多香港市民趕來吊唁，一見靈堂，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在門口就下跪叩頭，還有的知道鄧公喜歡吸煙，便買了好煙，放在靈堂之上。

　　鄧小平多次表示，希望踏上回歸后的香港土地。兩次南巡，他都到了深圳的口岸，凝望近在咫尺的香港。1992年，周南從香港趕到深圳，當面轉達港人希望邀請鄧公訪港的愿望。鄧小平欣然允諾，并說哪怕坐著輪椅，也要“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32天之后，飄揚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米字旗緩緩降下，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在東方之珠冉冉升起。

　　中英雙方的較量，直到交接的最后一刻都還在進行。

　　前外交部港澳辦主任、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大使說，關于政權交接儀式的地點安排上，英國方面希望能夠安排在維多利亞港附近，中方主張在會展中心內部。最后，英方雖然同意了中方的意見，但英國自己還在港府門外搞了一個告別儀式。結果當天下著大雨，許多前去參加該儀式的人都淋得一身濕。

　　蔡祖民帶著妻兒，冒雨趕到了維多利亞港。在漫天禮花中，目送了游輪“不列顛尼亞”號載著查爾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離去。

　　澳門回歸

　　由于香港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澳門的回歸顯然輕松了很多。

　　在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時，雙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至于歸還時間與細節將在適當時間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有了與香港問題談判經驗的周南，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全程參與了中葡關于澳門問題的四輪談判，并于1987年3月與葡方草簽了《中葡聯合聲明》。

　　周南說，關于收回澳門的時間，曾有過早于香港、與香港同時、晚于香港三種考慮，但最晚也須在20世紀之內收回。在中英草簽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不久，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港澳國慶觀禮團。他在回答澳門客人提問時首次表示：“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期，同一種方式解決。至于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對香港有利，我還在考慮，現在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澳門回歸的時間問題是中葡談判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葡方在談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還澳門的時間推遲到21世紀的主張。那是1986年，周南訪問葡萄牙時，葡萄牙政府突然改變了立場。周南因此在會晤葡萄牙總統后，取消了原定的參觀訪問計劃。

　　鄧小平隨后明確指出，澳門問題必須在20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為此，葡國很快召開國務會議，經過4個多小時的討論后，同意了1999年將澳門主權交還中國。

　　“這時，葡方向我們提出，希望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交還澳門。我方則表示，這太靠近新年了，何況在香港、澳門，當地居民都有過圣誕節的習慣，葡萄牙國內不是也過圣誕節嗎？政權交接還是與圣誕節和新年的假期錯開來為好。就這樣，為了讓澳門同胞過一個安安穩穩的假期，葡方最后同意了我們的主張：在圣誕節前的12月20日實現交接。”周南說。

　　由于雙方的誠意，即使在澳門葡裔人士擁有雙重國籍和保護澳門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上仍有分歧，但都讓雙方尊重態度和相互讓步給解決了。最終，中方容許澳門葡裔自行選擇國籍。結果，澳門的華人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

　　1999年的12月19日午夜，澳門文化中心花園場館內。主權移交儀式原定23點40分開始，但因葡萄牙政府代表團四位成員未能及時上臺，加上葡國總統桑帕約因患感冒，講話超時三十秒，整個儀式延遲了兩分鐘。一位中方負責人事后接受采訪時稱，為確保在12月20日零時準時奏中國國歌、升國旗，中方司儀加快語速，國旗護旗手在尚未完成掛旗動作時，讓特區護旗手提前入場，終于搶回了延誤的時間。

　　澳門也回家了。

　　一家人同舟共濟

　　香港回歸之后的第二天，泰銖受對沖基金打擊而大幅貶值，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香港亦未能幸免。10月下旬，國際熱錢開始進攻香港，引發“股災”，恒生指數暴跌。

　　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日后對媒體坦言，當時他壓力極大，曾經在半夜睡不著覺醒來流淚。最終，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聯手，殺退炒家。

　　還沒等港府松一口氣，禽流感和非典接踵而來。

　　蔡祖民在內地的業務交給了表親打理，彼時已攜妻兒返港，經營一家投資公司。他形容那段時間自己“焦頭爛額”：“房價、股價都跌，好不容易緩過金融風暴，又來了非典，天天窩在家里不敢出門。不過，都過去了嘛，香港人有精神！”

　　蔡祖民說的這種精神，2002年朱镕基訪港時，曾經用《獅子山下》的歌詞提及，并以此鼓勵港人迎難而上。

　　非典來臨時，中央更是力挺香港，提供大量抗非典的器械和藥物。

　　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簽署。就在CEPA出臺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轉折點出現了，香港經濟開始復蘇。

　　蔡祖民看好的賺錢機會終于來了，香港與內地的聯系和交流直接體現在日常生活中。蔡祖民的愛人早已會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但身在香港的她說普通話的機會卻越來越多。2002年，香港政府大力推廣普通話，蔡太太甚至擔任過普通話補習班的老師。第二年，中國政府開通“內地居民香港自由行”，香港人逛商場的時候，很容易就能碰到操著普通話的游客。

　　同樣吸引著內地游客的還有澳門。2002年，澳門政府不再發出博彩專營權，改為開放賭權，吸引了大型博彩外資進入。不少港資公司也因應澳門旅游業的發展，紛紛在澳門設立分公司，其中有地產、化妝品、便利店等行業。澳門居民回歸前，最為擔心的經濟和治安問題，都在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下得以解決。

　　香港回歸前兩年，美國著名的《財富》雜志發表封面文章，預言“香港已死”，看衰香港回歸后的前景。回歸十年后，該雜志再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對自己之前的魯莽道歉，文章的標題變成了——“香港不死”。

　　面對當下再次爆發的金融風暴，蔡祖民反而顯得平靜。雖然他的香港公司和內地工廠資本縮水嚴重，但他依然和原先一樣，聯系客戶、擴展商機。在忙碌的時候，他總是不自覺地哼起《獅子山下》——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唐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