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張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農村的騷動，直接引發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關注，興奮、擔憂、不安和惱怒交織在一起。

　　1979年1月，國家農業委員會成立。王任重任農委主任，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任副主任。這一年，杜潤生已經66歲。從1962年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毛澤東撤銷之后，這位原秘書長也因為鄧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邊。毛澤東當年的語氣很不客氣：中央農村工作部“十年沒干過一件好事”。

　　臨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勸杜潤生：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千萬不要再搞包產到戶了。

　　但是這個“蟄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標。很多年后，年逾90歲的杜潤生回憶起這一段經歷，感慨地說出了自己的心境：“包產到戶，1979年初得到安徽、貴州等地大量事實的正面印證，使我將家庭經營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堅定起來。”他堅信：“農民的要求是一股強大的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歷史終歸會向合理的方向發展。”

　　3月1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由杜潤生主持，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和全椒縣委書記王杰代表安徽參會。

　　15日，周曰禮發言。他談了整整一天，說的都是這半年來安徽搞包產到戶所取得的經驗和成績。回憶起1979年在北京召開的這個會議，周曰禮至今都心潮難平：

　　搞包產到戶的好處我講了好幾條，結果在會上引起了強烈反對。湖南的農委主任拍著桌子差點兒和我打起來，爭論得非常激烈。為向華國鋒匯報，會議起草了一個會議紀要，紀要是由農業部的一個副部長起草的。對于他的稿子，會上就我一個人表示不同意。我認為包產到戶與分田單干不能等同，包產到戶仍然承認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承認按勞分配。就為這個意見，會上統一不起來。后來杜潤生對我說，你把你的意見單獨寫一個稿子，作為紀要的一部分，你單獨向華國鋒匯報。25日(按杜潤生的回憶應為20日——引者注)下午3點，匯報會開始，杜潤生念完會議紀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華國鋒很奇怪地問，這是怎么回事？杜潤生解釋說，會議上意見統一不起來，請華主席最后來拍板。

　　杜潤生的“兩個會議紀要”安排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那天，華國鋒沒有對包產到戶的對與錯表態，他問了周曰禮很多問題。然后把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邊說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開了。后來周曰禮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給萬里打電話去了。這個電話轉了好幾次，才終于在嘉山縣找到了萬里。

　　王任重劈頭問萬里：“你們安徽搞包產到戶到底搞了多少，你們那個會議代表大吹特吹包產到戶，你們省委知道不知道？”

　　萬里在電話那頭說：“知道，周曰禮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見省委已經討論過了。現在是春耕大忙時節，不管什么責任制形式，一律先穩定下來，等秋后再說。”

　　這天下午的匯報會，一直從下午三點開到晚上九點半。華國鋒做了一個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講話，他很委婉地講了湖南洞庭湖地區雙搶的經驗，以此說明組織起來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產力，集體經濟還是優越的。但他也特別提到不要“一刀切”。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于最高領導人的寬松和寬容，會議氣氛變得稍稍融洽了一點。但是此時在安徽、四川等地，卻由于《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空氣中的緊張和恐慌氣氛陡然增大。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張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和編者按，信上說：“……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搞亂干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而編者按的語氣則更加嚴厲：“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的做法。”

　　這一天，七省三縣農業座談會正在召開期間，文章的發表無疑更加重了反對派的砝碼。

　　在安徽，清晨6∶30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播出的這條消息，讓萬里心頭陡然一震，他暗自驚呼：“要壞事！”

　　萬里趕緊給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打電話：“我們該咋辦還咋辦，已經實行的政策不能變！”

　　隨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義，省委辦公廳向省內各地發出了8條緊急“代電”，要求各地“不論實行什么樣的責任制，都要堅決穩定下來，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產”。

　　第二天一早，萬里即刻下鄉。他首先來到了皖東的全椒、滁縣、定遠、嘉山等縣，一路上做工作，反復對干部社員講：“責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問題省委負責，既然搞了，就不要動搖！”

　　在全椒縣古河區，萬里一下車，就被百姓圍住了，大家愁眉苦臉，讓萬書記拿個主意。

　　“萬書記，又要變咧？”

　　“誰說要變？誰吹這股風那股風，我們也不動搖，既然搞了就不動！”

　　“《人民日報》說了，要堅決退回去。”

　　“《人民日報》可給你米吃？可給你油喝？它就是公共汽車，你可以上我打票也可以上。”

　　面對縣里的干部，萬里的臉色變得十分凝重。他說：“究竟什么意見符合人民的權益和長遠利益，這要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了一篇讀者來信就打退堂鼓。生產上不去，群眾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要還是找《人民日報》要？搞包產到戶如果要檢討，我檢討。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說，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臺和破舊的草屋讓萬里堅定了決心——哪怕走得再遠一些，哪怕風險再大，也不能退縮。

　　在定遠縣范崗公社，一位生產隊長吞吞吐吐地說，我們隊現在還沒有包產到組，春播無人干，社員一致要求學鳳陽，縣里領導堅決不同意。

　　萬里直截了當地對生產隊長說：“你那個隊可以實行鳳陽的辦法，回去就搞，決不能耽誤生產。”

　　年輕的隊長又驚又喜又有點半信半疑：“我們說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說是縣里統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說了沒用。”

　　“我是省委書記，你們地委王書記也在，你那隊就照鳳陽的方法辦，我批準的！”萬里很干脆。

　　20日當天晚上，王任重之所以費了很大勁，才在嘉山縣找到萬里，正是萬里緊急出巡消除“張浩事件”的負面影響，來到了嘉山。那天萬里還在電話里對王任重說：“不管怎么，我這里已經干開了……備個案，搞錯了，省委檢查，我負責！”

　　安徽省委采取的緊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眾的擔憂，但仍有一部分地縣還是遵照報紙的要求，從“包”退回到不包、不聯產，其中受損失最嚴重的是霍邱縣，幾乎有1／3的生產隊又回到了大呼隆的體制下。這一年，霍邱的糧食產量比1978年減產約20%，而周邊所有的地縣均大幅增產。萬里聞此消息異常憤怒，立刻提出要撤縣委書記的職。

　　此時，不僅是在安徽，四川、河南、內蒙古等已經實行了責任制的農村，也因為這樣一封張浩來信，各處引起極大混亂。

　　這封“群眾來信”的背景后來被陸續披露出來：當時《人民日報》為春耕寫了一篇相關社論，報送黨中央。華國鋒閱后在文章留白處寫了一段話，批評了某些地方因為包產到組，出現了搶農具、牲畜、鬧分隊的現象，認為這影響了集體經濟的鞏固。王任重看到了華國鋒的批示后，在3月14日寫信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信上說，要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決不能倒退回去。張浩的來信正好契合了這一指示精神。

　　“張浩事件”所造成嚴重的后果讓胡耀邦坐不住了，他批評胡績偉：登頭版頭條，表明報社完全同意這個意見。你應當登在農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編者按也應該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氣，改為“引起注意，可以討論”的調子。

　　作為補救，半個月后的3月30日，《人民日報》以《正確看待聯系產量的責任制》為題，刊出安徽省農委干部辛生、盧家豐的來信，駁斥了張浩的觀點。

　　九、“不許”改成了“不要”

　　1979年3月24日結束的七省三縣座談會最終作了妥協，經華國鋒同意，在后來由十一屆四中全會審定的《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決定》中，寫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

　　杜潤生說：“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許在特殊地區實行包產到戶，這就為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轉變奠定了基礎。”

　　與三中全會通過的草案相比，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將“不許包產到戶”，改成了“不要包產到戶”，口氣顯然溫和許多。

　　決定中還有一段文字：對于群眾搞包產到戶，“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斗爭”。杜潤生說，這句話等于批準了既成事實。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農村改革，就是在這樣的進兩步退一步的螺旋狀態中往前發展的。

　　1980年1月，國家農委召開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會前，農委的兩位正副主任將講話稿一同交李先念副總理審閱。兩稿的分歧在于一個特別強調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一個提出要允許地方搞包產到戶試驗。李先念認為“王(任重)的講話很好，內容、文字均好”。

　　杜潤生無奈，只能找剛剛從四川省委調上來的國務院副總理商量，怎么辦？

　　杜回憶：這位副總理說，他在省里工作的時候，是搞包產到組，沒有更多地支持包產到戶，用擴大自留地的辦法，滿足農民的這種要求。他認為，包產到戶這類問題，可以讓大家試，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們有意見，文件還要發，可以不用國務院名義，以國家農委名義下發。于是就把問題化解了。

　　會議一開始王任重發言，他講了集體經濟的幾大優越性，并讓大家討論。

　　杜潤生再次安排周曰禮發言。他的發言題目是《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他講了足足兩個半小時。周說，到1979年底,安徽實行包產到組的生產隊占總數的51%，包產到戶的占10%。增產效果明顯。群眾評價，組比隊好，戶比組好。

　　讓周曰禮沒有想到的是，時隔近一年，他在會上的境遇依然如昨。兩個多小時的發言之后，他再次遭到“圍攻”。特別是在華東組，周曰禮陷入重圍。爭論的焦點就是，包產到戶到底姓社還姓資？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說，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干，與社會主義不沾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包產到戶調動的農民積極性是農民個體的積極性，不符合社會主義大方向。

　　杜潤生安慰周曰禮說：“別急，沉住氣，不能不讓人家講話，你們實驗結果有利，就繼續試。”

　　周回到安徽，將會議情況向萬里匯報，并向他請示如何向下傳達貫徹。

　　萬里聽后決定：不傳達，不貫徹。

　　杜潤生說：“全國有很多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但是只有安徽省是在地方政權支持下大規模試行的。”

　　無疑，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和責任。

　　杜潤生回憶說，萬里曾經與農業部前來視察工作的一位高官有過一次面對面的爭論：

　　——包干到戶，不同于田間管理責任制，沒有統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

　　——包干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行？

　　——它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

　　——我要社會主義！

　　——我要群眾！

　　杜潤生說：“爭論的語言、邏輯上雖然有不嚴密的地方，但是真理卻在萬里一邊，失去群眾支持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萬里后來回憶起自己這一段的心境時，亦表現得頗為復雜——

　　我們的這些做法既不符合憲法中規定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規定的“也不要包產到戶”，不得了呀！怎么辦呢？我說，農民贊成，農民一定要搞，那就只好硬著頭皮頂著吧，反正已經干了，就這樣子干吧。黨的決定說不要搞包產到戶，我不能公開表示反對，但我對他們說，是我同意你們干的，就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問題我來頂著。安徽那一段就是這種“違法亂紀”的情況，實質上反映了農民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和已不適應的舊的上層建筑、舊的規章制度之間的矛盾。

　　然而，當這個頂著風頭上的第一書記要易位的時候，事情又變得復雜起來。

　　十、給包產到戶“上戶口”

　　1979年的最后幾天，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都顯示，萬里要調走了。

　　萬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上，將可能發生怎樣的搖擺。在新年過后召開的省委會議上，他盡可能地試圖給包產到戶“上個戶口”，讓它至少在安徽省內能夠有一個合法的身份，他在會上明確說：“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等于單干，單干不等于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準。”

　　會議之后，萬里來到了小崗村，這似乎是一次告別之旅。這一次，萬里又一次熱淚盈眶。

　　同行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記錄了這一感人的時刻——

　　萬里下了車挨家挨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來。萬里高興地對大家說：“你們這樣干，我支持你們，只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是開倒車。”

　　男人們圍著萬里說長道短，女人們趕緊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熱騰騰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們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萬里禁不住熱淚盈眶。

　　臨別時他對隨行的地縣干部說：“咱們不能再念緊箍咒了，你們說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問他：“別的地方要學習小崗，搞包產到戶可行？”

　　萬里：“行，只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誰學都行。”

　　1979年當年，小崗生產隊糧食總產量達到13.3萬斤，比1978年增長6倍，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從1957年起23年來，這個年年吃國家救濟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6.5萬斤，超額6倍完成上繳任務，油料超額20倍完成上繳任務，第一次歸還了國家貸款800元。

　　萬里把小崗人塞給他的炒花生帶到了省委常委會上，讓大家都嘗一嘗這豐收后的果實，分享農民的喜悅。

　　但是，那天吃過花生的人中，卻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資”、姓“修”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