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日子。昨天下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在北京國貿中心舉行了一場精彩的篆刻與《突圍》講座。

　　一則故事，一幀圖片，一方印章，一段歷史。本報（北京晚報）作為惟一受邀地方媒體，與這位76歲的老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全程參與者、執行者和見證者一同開啟時光隧道，重溫國門初開的激蕩歲月。

　　1978年

　　春天做件襯衫

　　讓11月來取

　　那時，一般干部和知識分子出國的機會很少，出國的服裝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動的單位，集體做幾套服裝，像道具一樣，誰出國或有外事活動就誰穿，回來后立即歸還。對穿衣來說還不只是衣料限量問題。由于當時成衣的尺碼檔次很少，很難買到合身的衣服，因此除了自己縫制外，主要靠到裁縫店去做。但那時到裁縫店做衣服也并非易事，我就有過這樣一段遭遇。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買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襯衣，在北京一連跑了七家商店，竟然買不到一件合適的。夫人建議說：“別再跑了，還是買塊料子找個裁縫店去做吧。”于是我們買了一塊仿綢料子，去找個地方做。誰知從西單找到甘家口，都說他們做不了。原因是說我是特殊體型，他們只能做標準體型的。這使我非常納悶，我真不知道自己的體型“特”在哪里。想來想去無非稍微胖一些，可對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來說，胖得并不過分。這時真感到非常無奈。

　　沒有其他辦法，只好繼續“奮斗”，鍥而不舍地再去找。到了四道口，終于找到一家說可以做的裁縫店。裁縫師傅量好了尺寸，我便問他什么時候來取？回答說11月。這使我著實吃了一驚，心想做這么一件衣服怎么會要大半年的時間呢？便同他商量說：“能不能請你們幫忙趕一趕。”他很干脆地說：“不行。你看，我們就這么幾個人，接的活兒都快要堆到屋頂了，怎么做得過來呀？”我一看，他說的也確是實話，便向他建議說：“既然活兒這么多，為什么不多找幾個人呢？”“多找幾個人，您說得倒輕巧，您是勞動局長嗎？”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勞動指標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只好要回衣料繼續去碰運氣。

　　兜了一個大圈子后，到了王府井東安市場，在市場的西北口有一家綢緞店，店內掛了一個可以做衣服的橫幅，他們說可以做，但同時營業員指著那橫幅，讓我看一看。我抬頭仔細一看，那紅布上粘的白紙剪的字是：“三級服裝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解釋說：“就是加工技術水平低，也就是說做壞了不賠”。這種“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量好尺寸，辦好手續，取衣的時間也還算說得過去。總算帶著“天無絕人之路”的感覺高興地回家了。

　　約定的取衣時間到了，先后去取了兩次，都說還沒有做好。按照第三次約定的時間去取，結果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還有在口袋、袖口和下擺縫的線條全都是波浪形的，很難看。誰知他們不但無一點歉意，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早就告訴您，這里是‘三級服裝加工部’，做壞了不賠，您硬要在我們這里做，現在又埋怨我們做壞了。”聽了他們這番話，我自知“理虧”，只好拿著這件實在不能穿的衣服，頹然走出這家“三級服裝加工部”。

　　1979年

　　建國飯店為何

　　只有四層半高

　　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的涉外酒店的建立也經歷了艱難的歷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外國人士紛紛來到我們這塊封閉多時的大陸。1978年接待入境的人數達到180多萬人次，超過以往20年的總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萬人次。但當時北京勉強符合接待外賓標準的飯店床位只有1000張左右。

　　許多外國客人一下飛機，往往無法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點去游覽，或者被安排在飯店大廳、機場坐等，直到有了空床位再安排入住飯店。有些游客到北京時實在無處下榻，只好先被送往郊區、天津，甚至用飛機空運到南京、上海等地。

　　住宿難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形象，也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鄧小平同志1978年10月9日指出：“利用外資建旅館可以干嘛！應該多搞一些點。昆明、桂林、成都都可以搞，一個地方設一兩千個床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被譽為“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北京建國飯店項目浮出水面。

　　與美方投資人陳宣遠的談判進展得很順利。當了解到以往談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虧而未成功時，陳宣遠表示：“我看這樣，我們擬訂合資方案，要按讓國內各方面能夠接受的條件來辦。我的目的就是一個，盡快在北京辦成中國第一家合資飯店。”雙方最后議定：各投資1000萬美元建設建國飯店，其中外方占49%的股權，中方占51%的股權，雙方合作10年，10年后，中方只需花1美元就可購買外方所有股權。

　　經過細致比較，地段決定選在建國門外大街，飯店擬建20多層，占地面積一萬平方米。但是建國飯店所選地址后面是國務院某部門的宿舍區，居民不同意，說遮擋了他們的陽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四層半樓房高，保證該部門居民所說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陽光都能照到他們的一層窗戶。在無宿舍一邊，也只建九層樓高。建國飯店1980年6月破土動工。但是該部門的一些干部家屬又稱，在這里蓋房擾民，工地上白天豎起的籬笆，晚上就被偷偷破壞，攪拌機也被掀翻，工程無法進行下去。

　　主抓這個項目的同志只好起草一份報告報送中央。報告送交到鄧小平同志手里，他看完后在上面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鬧，何況無理？！”當即就讓秘書傳達下去，這才使工程得以順利進展。

　　建國飯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順利竣工。飯店引入國際先進的管理經驗，實行“垂直領導，層層負責，分工合作”，把坐著服務變成站著服務。1984年7月，國務院發文在全國推廣建國飯店的管理方法。

　　主編：依旺 辛宏

　　15

　　1980年

　　一家企業稅收

　　特例定格在24%

　　北京迅達電梯在談判時，還遇到一個差一點無法進行下去的難題。

　　那時，我國的電梯質量差是有名的。我在訪問巴基斯坦時就親身領教過國產電梯質量，一次是關在電梯中出不來；另一次是當我正跨進電梯門時，門突然猛地一關，夾住了我的胳膊。當時為這種產品質量深感羞愧。因此電梯已成為一個人見人罵的“老大難”問題。在這個背景下，1980年，作為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的北京迅達電梯公司開始了合資的談判。

　　談判一開始就卡了殼，外方問企業的所得稅率是多少？而當時不要說所得稅率是多少，就連涉外企業的所得稅法還沒有呢。我方代表說，現在還沒有法律規定，等將來立法后，按法律規定辦。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已規定，合資企業可享受兩年免征所得稅，以后3年還享受減半征收的待遇，全部征稅是5年以后的事，來日方長，總不會讓你們吃虧，請放心吧。

　　誰知這番充滿誠意的話，并未說服對方。他們堅持要解決這個問題后才能簽合同，理由是如果不知道所得稅率是多少，就無法測算投資的中長期回報，也就無法對項目的可行性作出評估。

　　雙方僵持不下，談判只因這一個問題而擱淺，也未免太可惜了。況且這個電梯項目不但有為中外合資開辟道路的重要性，更有引進先進技術改造老企業的迫切性。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當時的國家外資委商請全國人大法工委同意，用國家外資委與有關部門內部商定的24%的企業所得稅率與外方談判，經雙方商定后寫在合資合同中。

　　合同經政府批準后，如以后頒布的法定稅率高于24%，對迅達電梯公司仍按24%征稅；如低于24%，則按新的稅率征稅。因此，雖然以后頒布的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稅率為33%，而對迅達電梯公司一直仍按24%稅率征收所得稅。

　　“在鄧小平同志設計的改革開放道路上，我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覺間，幾十年過去了。”在昨天講座的尾聲，李嵐清同志深情地回憶道：“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鄧小平同志當面對我說，‘必須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我把它看做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囑托，也是我畢生的座右銘和思想行動的指南。”

　　記者 辛宏

　　本文內容根據李嵐清同志的講座及《突圍》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