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廳級官位和鄉鎮企業老總職位，你會選哪一個？

　　別人怎么選不知道，反正金和是選擇了后者。這位云南當時的省政協辦公廳副主任，申請到省里一個貧困縣領辦鄉鎮企業。幾乎是同一時間，云南省統戰部副部長也向組織提交了辭職報告——這位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年輕官員，計劃開辦一家金融機構。

　　這是1992年11月25日《中國青年報》頭版《昆明一號院君子言利》講述的故事，作者是本報駐云南記者殷紅。這篇報道發表在黨的十四大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之際。仿佛一夜之間，“棄官從商”忽然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據《中國青年報》一位老報人回憶，十四大之后，報社召集駐全國各省(區、市)記者回京開會，專題研究“轉型期的新聞報道”。許多記者對計劃經濟時代的新聞已經摸得很熟，但對“市場經濟”時代的新聞該怎么搞，特別是該如何確立社會主義新的“義利觀”，還是“一頭霧水”。

　　然而，這次會后沒幾天，殷紅的“轉型”作品，就上了《中國青年報》的頭版。想必這事給本報駐內蒙古記者杜涌濤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整整16年后，這篇不到800字的短新聞，他脫口就說出了那個“刺激性的標題”。

　　“幾千年來，圣人一直告誡我們‘君子不言利’。”杜涌濤這樣表達他初讀這篇報道時的驚愕，“現在僅僅一個會后，君子就開始‘言利’啦，而且還大張旗鼓地上了中央大報。”

　　緊隨其后，本報駐山東記者劉健采寫的《說長道短，“李白”棄官》，上了《中國青年報》的頭版頭條。報道寫的是兩位副縣長共同創業的獨家新聞。這對來自山東省壽光縣的官員，一個分管經貿，一個分管工業。由于分別姓李姓白，他們開辦的公司就叫“李白經貿總公司”。

　　那個名叫白永生的前副縣長談及初衷時說：“當官能給老百姓辦事，不當官照樣也能為老百姓辦事……我當官也20多年了，官癮也過了，想換個活法兒。”

　　而《昆明一號院君子言利》的報道中說：“在‘仕途’與‘錢途’之間，一些勇敢者放棄了做官的獨木橋，海闊憑魚躍去也。”

　　事實上，“勇敢者”絕不僅僅《中國青年報》報道的這幾個人。據國家有關部門事后統計，這一年全國辭官下海經商者約有12萬人之多。許多人無論是級別或名氣都遠遠超過金和、白永生等人。比如：時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長的薄熙成、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閆惠昌，等等。

　　“勇敢者”中還有政府的影子。云南省委就在“昆明一號院”里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公開宣布要動員一兩萬名干部和科技人員投身經濟戰場，把窩在機關大院里的生產力解放出來。隨后不久，這個省委機關大樓的圍墻被推倒，原因是辦公廳干部入股41萬元建起了2000平方米的商店。

　　殷紅事后分析說，物質財富的極度匱乏，可能是官員丟棄烏紗帽的原始沖動之一。因為上世紀90年代初，萬元戶是一個等同于大財主的概念。當時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84元，城市人也只有1826元。即便貴為副廳級干部，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錢。而劉健報道的那位李姓副縣長下海后沒多久就掙了1萬多元。他當即把錢送給母親，稱母親一輩子也沒見過那么多錢。

　　如今提起那個年代，一位中央大報記者若有所思地說：“從沒見過人們那樣露骨地表達對錢的興趣！”而另一個擺攤的北京教授則相當直白：“氣人有，笑人無，摟著‘鐵飯碗’喝粥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現在人人都應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脫下虛偽的外衣，面對生活的挑戰。”

　　隨后不久，《中國青年報》再次報道商業部某司長下海擔任某集體企業副總經理的故事。這位原司長對本報記者方向明說：“過去做的事總是虛乎乎的，眼下每件活兒都很實在。”

　　然而，天下事，此一時彼一時也。不信請看這組數字：2008年全國共有上百萬人報名參加了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其中最熱門職位的錄取率竟高達4000∶1。

　　“現在一個副廳級干部怎么會去當一個鄉鎮企業老總？”殷紅聽了記者的提問哈哈大笑，這位擁有22年新聞從業經驗的資深記者表示，“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新聞了。”

　　幾年前，在昆明市大街上，殷紅曾和那位“下海”的省統戰部前副部長相遇。他發現對方開著一輛極為普通的轎車，“一點也沒有發跡的樣子。”這讓殷紅略替他感到惋惜，“當年他可是仕途非常看好的一個干部啊！”

　　而劉健對官員下海容易引發的問題似乎早有先見之明。他說：“畢竟一個管經貿，一個抓工業，還開辦了經貿公司，這難免讓人不說閑話。”所以，在那篇報道中，他著重對權力和金錢一旦形成結合可能產生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分析和質疑。

　　據劉健說，在一片爭議聲中，“李白”組合在半年后就“和和氣氣”地分了手。兩人分別在商海中沉沉浮浮了十多年。當年的李副縣長曾經掙了五六百萬元，但后來大部分被借走了，為此他還將官司打到了山東省高院。

　　不過，這對官員在半年前接受采訪時依然顯得很豁達。李有些自嘲地說：“我倆辭職無形中安慰了許多沒有擠上去的人。”白則這樣評價當年的舉動：“促進了干部小小的流動，對官本位也有點小小沖擊。”

　　“從‘官本位’趨向‘金本位’，是與非日后自會見分曉。”在《昆明一號院君子言利》的結尾，記者殷紅留下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記者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