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問題奶粉事件的社會關注度極高，并具有異乎尋常的象征意義，能否妥善、公平地處理此事已成為我們的社會是否保有底線公平和底線文明的標志，有關部門當慎重、再慎重

　　臨近年關，問題奶粉事件似乎終于要有了結了。首先，河北地方法院開始審理與此相關的案件，生產、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和供貨商及三鹿集團相關責任人被起訴。其次，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也透露，乳制品被檢出含有三聚氰胺的22家企業愿意“主動”承擔責任，對29萬多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這22家奶企還共同建立醫療賠償基金，以備報銷患兒后遺癥的治療費用。至于具體補償標準和補償分配方案，仍未最終確定，需要等待有關政府部門的文件。

　　對于不幸的結石寶寶和他們痛苦的家長來說，這肯定是個好消息，關心此事的公眾一直焦慮的心情也略有一點安寧。乳制品企業和政府為此將要承擔相當沉重的財務負擔。但是，如果要比較穩妥地解決這些問題，顯然就需要做到一點：讓受害嬰兒的家長們覺得基本滿意，讓公眾和輿論也覺得，解決方案大體上比較公平。但現在透露出來的解決方案能否做到這一點嗎？

　　顯然，解決問題奶粉之類事件的方案，要讓受害人覺得滿意，就必須大體上滿足受害人的訴求。而這就要求有一種程序，讓每一個受害人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訴求，而一個中立的機構能夠對他們的訴求之合理性進行審查，并作出公平的裁決，獲得當事人覺得公平、旁觀者也同樣覺得公平的賠償。換言之，解決賠償問題的最佳渠道是司法。讓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按照法律規定和法律的精神給予這些受害人以看得見的救濟。透過這樣的程序，受害人得到自己滿意的賠償的可能性是相對較高的。

　　自從問題奶粉事件被揭露以來，也一直有一些受害者試圖提起訴訟，不少熱心的公益律師也向他們提供援助。令人遺憾的是，有關法院卻拒絕受理這些請求賠償的案件。法院的理由是，行政部門另有安排。這樣，整個問題奶粉的賠償作業完全走上了行政化的渠道，由行政部門統一安排資金，統一確定賠償標準，統一支付賠償資金。

　　這樣的操作方式自有其優勢，比如，效率似乎比較高，行政部門只要出臺一份文件，就可以一攬子解決近三十萬受害者的賠償問題。借助行政系統，可以強制企業出資，也可以比較迅速地發放賠償金。

　　但是，這樣的操作方式也有難以克服的缺陷。比如，對受害人的賠償標準一刀切，然而，很顯然，受害人的處境不同，其對受傷害的感受不同，因而，所希望的賠償額度、方式也會大相徑庭。一刀切的行政操作方式必然忽略受害人的這種個別感受，而人們關于賠償是否公平的看法，卻正是由這種感受決定的。行政部門以為自己定的標準已經足夠慷慨了，有些受害者固然滿意，但也會有受害者覺得不滿意。受害人一旦產生這種感覺，事情就會愈加復雜化。他同樣會選擇司法訴訟、甚至采取上訪的辦法來尋求他心目中的正義。

　　更大的問題在于，行政部門出面統一進行組織賠償，把自己從企業與受害者之間的協調者，變成了一方當事人。本來，加害者是那二十多家乳制品企業，但現在，在受害者眼里，行政部門成為賠償的主體。這樣，未來受害者家長很可能不是向企業索要賠償，而是向政府索要。這將使政府處于十分被動的位置。

　　由此人們不免奇怪，在結石寶寶賠償程序上，有關部門為什么會選擇這種具有嚴重缺陷的行政化的操作方式？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行政部門希望在賠償受害者的同時，也保護那些乳制品企業。行政部門可能擔心，任由受害者起訴索賠，很可能使不少乳制品企業陷入絕境，而這些企業是各個地方重要的財源。由政府統一確定賠償標準，企業的負擔相對可能會輕一些，企業也可以不受干擾，盡快投入正常經營。

　　政府的苦心可以理解。但是，這種處理方式很可能會被事實證明是短視的。它很可能不能有效地滿足受害者家長的訴求。這樣的處理方式也不利于乳制品自我反省，和在干凈的商業倫理基礎重建行業經營觀念和體系。同時，如此處理，也很可能難以滿足公眾、輿論對本案之公平的期望。而對于社會來說，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遠遠超出某個乳制品企業的死活。

　　為今之計，似乎可以采取下列補救措施：第一，對于行政部門擬定的賠償方案應予以公開，容許受害者及其代表表示意見，參與方案的制定，從而確保該方案能夠滿足大多數受害者家長的訴求。目前僅由行政部門和企業制定該方案，是很難取信于受害者的；第二，在行政部門確定的統一賠償方案之外，開放司法渠道，讓那些對統一賠償標準不滿的民眾繼續尋求救濟。

　　問題奶粉事件的社會關注度極高，并具有異乎尋常的象征意義，能否妥善、公平地處理此事已成為我們的社會是否保有底線公平和底線文明的標志，有關部門當慎重、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