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兩岸雙向“三通”變成現實，到“胡六點”的出爐，看似只有區區16天的時間，但中央的謀篇布局，早在這一年的春天即可看出端倪

　　★ 本刊記者/楊中旭

　　18年來，作為兩岸唯一沒有落下每次“海協”“海基”協商的采訪者，臺灣《中國時報》主任記者王銘義卻在2008年連“栽”了兩個跟頭。

　　第一次發生在這一年的春天，報道完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后，王銘義判定胡錦濤不會在4月中旬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會見臺灣地區當選副領導人蕭萬長，遂收拾行囊前往泰國普吉島度假。人剛到曼谷機場，就接到蕭萬長方面的電話——胡錦濤將在博鰲會見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理事長身份出席論壇的蕭萬長——王銘義只好放棄休假，趕赴海南博鰲。

　　第二次發生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

　　在當天舉行的紀念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30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作主題發言時，提出了后來被稱作對臺綱領性文件的“胡六點”。

　　“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系展開務實探討”，胡錦濤此言一出，震動的遠遠不止兩岸四地，國際輿論亦對此高度關注。

　　王銘義收起筆記本，準備步出人民大會堂時，喃喃自語，“又沒想到”。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前所長、資深研究員李家泉表示：“胡六點”昭示著大陸對臺政策的第三次戰略性調整。

　　“胡六點”起源何處？

　　在為《中國新聞周刊》解讀30年前那份對臺政策綱領性文件《告臺灣同胞書》之時，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所長殷存毅挑出了其中的關鍵詞：“三通”。

　　30年后的2008年12月15日，兩岸雙向“三通”從理想變成現實，“對臺政策也就有了調整的必要”，殷存毅說。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胡六點”將政治議題放在了最為重要的位置上。這顯然與過去30年間，兩岸協商的基本原則有所不同——先經濟、后政治，先易后難，一直是兩岸協商的默契。但隨著協商的深入，“政治議題就成為繞不過去的門檻”。李家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兩岸雙向“三通”變成現實，到“胡六點”的出爐，看似只有區區16天的時間，但中央的謀篇布局，早在這一年的春天即可看出端倪。

　　2008年3月22日，中國國民黨參選人馬英九和蕭萬長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戰中勝出。4天之后，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什通話時表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我們期待兩岸共同努力、創造條件，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

　　李家泉當時已經注意到，胡錦濤兩次談及半年前已被寫入十七大政治報告的“和平發展”。學界之前已有討論，“和平發展”在邏輯意義上亦包含了“和平統一”。

　　4月29日，胡錦濤在北京會見老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并提出新時期兩岸關系的16字方針：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為年底“胡六點”的推出，提前搭好了框架。

　　12月17日，剛剛參加完兩岸“三通”天津站啟動儀式的連戰，取道北京轉往杭州，再到上海參加第四屆國共經貿文化論壇之時，在北京金融街下榻的酒店里接受了臺灣《中國時報》記者王銘義的獨家專訪。連戰透露，4月29日當天，胡錦濤在釣魚臺18號樓四季廳宴請連戰夫婦。餐畢，胡錦濤主動邀請連戰散步，并親自送出國賓館大門。

　　據臺灣《中國時報》12月18日的獨家報道：“胡連二人散步時獨行在前，將眾人遠遠甩在身后，胡錦濤對連戰說：我們做的事(指2005年4月29日兩人的歷史性會晤)是正確的，我們當時排除萬難達成兩岸和平發展的五項共同愿景，你我都有責任共同推動。這不是為個人，而是為了兩岸后代子孫啊！”

　　對臺政策的兩次調整

　　《中國時報》專訪連戰稿件見報之時，恰逢12月18日大陸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日。對大陸30年間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連戰評價說：過去30年，對大陸來說，如同林肯總統時代的“再造”(refounding)，具有歷史性的重大意義。

　　眾所周知，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避免了聯邦的分裂，進而為統一的美國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可以這么說，2008年4月29日之后，兩岸和平發展開始呈現出新的格局”。李家泉說。

　　早在2001年3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了李家泉專著《兩岸雙贏之路》。書中的“攜手共創‘一國兩制’的臺灣模式”一文當中即已提到“一個主權，兩個治權”。但在民進黨當政的時期，這一主張顯然無法變成現實，哪怕是坐下來協商的可能都不存在。2008年，承認“九二共識”、不搞“去中國化”的中國國民黨重掌政權，“胡六點”也就適時地提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這段精辟的論述。

　　事實上，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亦從未將大陸置于領土之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將臺灣視作中國的一個地區。“兩岸一中”的格局既然未改，不同治權下的特殊關系也就有了協商的必要。

　　半個世紀之前，中共對臺方針從“武力解放臺灣”轉為“和平解放”，并直接促成了“蔣介石回大陸居住，臺灣交給蔣經國治理、外交和軍事權收歸中央”這一談判成果——盡管“文革”的爆發使這一成果未能成為現實，但卻沒有改變政、學兩界建國以后“對臺政策第一次戰略性調整”這一論斷。

　　以30年前《告臺灣同胞書》為標志，大陸對臺政策進行了第二次戰略性調整。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路線進行了系統修正，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時代的主題。在這一背景下，對臺政策也因應大勢而做出了改變。1979年之后，“和平統一”成為主流，“解放”一詞漸漸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