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行賄黑名單在建立之初可以被稱為賄賂行為的‘高壓線’、‘防火墻’、‘防腐劑’，那么，如今這項制度多少有點名不副實，成為一個花架子了。”面對著查詢者寥寥無幾的現狀，作為行賄黑名單制度的發起者，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控申科科長的林新法語氣中頗有幾分無奈和遺憾。(《法制日報》1月13日)

　　遙想當年，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甫一推出“行賄人黑名單”，一時間，在全國就產生轟動，他們的經驗被最高檢察院轉發和推廣，而那時“每天來北侖區檢察院查詢黑名單的單位負責人一個接一個，有時一天就要接待十幾家。我們多次為北侖的幾家大型國有企業提供查詢。在一次工程招標查詢中，有一名招標人發現了一名投標人在黑名單里，當下就取消了他的投標資格。”誰也沒有想到，如今，卻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一制度竟成為可有可無的“雞肋”。

　　造成這種局面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就是行賄黑名單的“縮水”，因為最高檢察院將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的錄入限定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的范圍內，如此就失去了行賄人黑名單的應有作用。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由于行賄罪的認定比較嚴格，有些行賄行為在法律和證據上無法認定；更由于受賄案件的查處特別困難，基于辦案的需要，許多已經被查證的行賄案件，因為需要行賄人作“污點證人”，所以，通常不會將行賄人與受賄人一起送上法庭。例如在浙江省從2004年至2007年，該省檢察機關每年立案查處賄賂案件700件至800件，2008年1月至10月，查處賄賂案件已逼近900件。與此同時，行賄案件卻僅僅占到15%左右。如此一來，行賄人黑名單上的人少的可憐，而這少得可憐的人往往還呆在監獄或者退出了原有的行業，不可能再參與工程競標，因此對于許多查詢人來說，這種行賄人黑名單不具有預防犯罪的實際意義。

　　因此，盡管從2006年起，行賄黑名單制度就已經正式在全國檢察系統推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一制度的推行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而非可以告一段落。因為，這一制度并不是很完善，而且，建立這一制度的根基僅僅是最高檢的相關規定，并沒有法律依據。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剛推出“行賄人黑名單”時為何紅紅火火，那與他們當時的規定有關，因行賄罪被法院判刑的；雖未判刑，但行賄數額巨大，超過5萬元的；檢察機關已掌握其行賄事實，但本人未主動交代或拒不承認的；被檢察機關查實，有兩次以上行賄記錄或行賄3人以上的。這一范圍超出了最高檢所規定的“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的范圍內。

　　筆者看來，“行賄人黑名單”不應該等同于“行賄罪黑名單”，有一些有行賄行為但并不構成行賄罪的人也應當上“黑名單”，予以警戒；還有大量的即使構成行賄罪，但基于刑事政策和辦案需要考量，沒有送上法庭的行賄人，更是要讓他們上“黑名單”給予警戒。北侖區檢察院的規定，擴大了“行賄人黑名單”數量，讓更多的行賄人受到懲罰，才能更有效地預防犯罪，保證工程質量。然而，北侖區檢察院的規定也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因為無論是北侖區還是最高檢都無權對“行賄”下定義，更無權直接對行賄人的從業資格進行限制；而且，如果沒有合理的救濟途徑，由檢察機關的單方面認定也容易侵犯“行賄人”的合法權利。

　　“行賄人黑名單”成為雞肋的現狀，提醒我們的檢察機關和立法機關應當對這些年“行賄人黑名單”推行的實際狀況深入調查研究，找出其不足并廣泛征求意見，盡快對這一制度進行立法，讓“行賄人黑名單”進一步完善并具有法律上的依據。(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