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采取權力行為的形式，就必須有法律依據。所以，不合法的行政收費當然應該取消，而且不僅限于勞動保障領域。所有領域內的行政收費，只要不具備法律依據，都應立即無條件取消。

　　為應對當前經濟環境挑戰，廣東勞動保障工作將抓好“四個力保”，力保增長、力保就業、力保民生和力保穩定。除法律規定之外，今年廣東全省勞動保障部門面向企業的所有行政、事業性收費一律取消。(新華社1月18日電)

　　這一消息聽來令人振奮，卻也隱含著憂慮。長期以來，“行政亂收費”在“行政三亂”中一直占據榜首的位置。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收費成為折騰企業的一大源泉。如今為金融危機故，地方政府在“千方百計減輕企業負擔”上要下真格的了，的確令人興奮。如若此次在取消不合法收費上能夠言行一致，則不失為依法行政的一大突破。

　　然而從取消這些行政、事業性收費的范圍來看，實則又暗示著勞動保障部門面向企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有不少一直在“法律規定之外”運行。這些欠缺法律依據的種種收費，經過多年來反復強調的“千方百計減輕”，仍然穩如磐石。這次，又真能“一律取消”嗎？但愿。

　　行政收費治理之難是不言而喻的。要知道，任何既有收費的取消對既得利益者來說，都有如割肉之痛。行政收費這塊肉，乃地方掌控、部門掌控的肥肉。收費不同于稅收，后者還得遵循“稅收法定”原則，且在收繳用上程序完備。在性質上，行政收費與行政強制拆遷其實沒多大區別，都是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立法法》對此有一條明確的限定，即：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必須制定法律。這里的法律，《立法法》也解釋了，是專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而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廣義的“法”。

　　比如，未經法律授權而自我設定收費項目，即便有著地方政府規章或行政部門紅頭文件的規范依據，也不能說這就是合法的收費了。而仔細考察地方的行政收費，其依據多來源于地方的自行規定。2006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報》曾批露了這樣一組數字：全國有7000多個“紅頭文件”被作為行政收費的依據，而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不過30余件。

　　盡管“行政亂收費”的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日益沉重的財政壓力，但這種財政困難也不能通過違法的方式轉嫁給地方的民眾。我們努力建設法治國家，任何行政權，包括地方的行政權都不能脫離法律軌道。只要采取權力行為的形式，就必須有法律依據。

　　行政權具有自我膨脹的天性。就時下的行政收費現實看，無論企業還是公民，被強行索取的“行政收費”，大部分來源于行政機關的自我授權。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行政權基本不受立法權的約束。基于行政訴訟法對抽象行政行為的排斥，即使是行政機關的自我授權，只要有文件可援引為收費的依據，就可不受司法的審查。這樣的權力真空，無疑需要糾正。

　　不合法的行政收費當然應該取消，而且不僅限于勞動保障領域。所有領域內的行政收費，只要不具備法律依據，都應立即無條件取消。這種“一律取消”，并不需要借助于金融危機這個契機，而只能基于踐行法治的需要。

　　□王琳(海南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