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惠農政策“守夜人”

　　北海村的惠農政策沒落到實處并非個案。當地媒體近兩個月內報道，在湖北紅安縣，某村干部私刻100多枚群眾印章冒領補貼；而在湖北陽新縣，一名女村官也因此栽倒。

　　權威資料顯示，5年來，國家和地方各級財政實施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重大政策，不斷加大投入，僅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就累計達1.6萬億元，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

　　然而，隨著惠農資金的大幅增加，涉農貪污賄賂犯罪案件明顯增多。一項統計顯示，在當前查處的基層違紀違法案件中，村官占據了案件數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敗引發的群眾信訪已占農村信訪總量的50%以上。這些案件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影響了中央政策的貫徹落實。

　　記者在多個地區調查發現，鄉鎮民政辦公室作為黨和政府把溫暖送給廣大困難群眾的第一站，卻面臨人手緊缺，工作流于形式的窘境。

　　鄉鎮民政辦人力不足

　　2008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龍泉鎮某村各項惠農補貼資金共有近40萬元，農戶可享受國家糧食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補、水稻良種補助、農機具補貼資金等政策。另外，喂養母豬的農戶，可獲每頭補貼100元，農戶為母豬上交50元保險費，若豬意外死亡，還可獲1000元賠款。

　　有的農戶一年可領到上千元補貼。補多補少，先由組長一一向農戶詢問、登記種糧面積等基本指標，并上報給村委會，再在村委會、各小組進行公示，然后上報到鎮財政部門。所有惠農資金由鎮財政所核算到戶，再由農村信用社通過“一折通”方式發放到農民手中，補貼資金一次性發放到位。

　　該村原支書老胡介紹，雖然網上可隨時查詢各項補貼指標，而且各戶補貼情況都會公示，但仍不排除有部分組長、農戶虛報種糧面積，套取國家惠農補助資金的現象。

　　在他看來，出現虛報現象，主要原因在于核實工作難以落實，“如果鎮一級單位把好第一道關后再層層上報，就可能減少這一現象。”

　　然而，鄉鎮民政辦很大程度上沒有人力、物力來做這件事。

　　采訪中，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鎮民政辦李主任很委屈：“只要村委會蓋章認定后，我們一般不去、也沒有時間去實地審核！”他說：“民政辦只有兩名工作人員，工作非常忙；而且連村干部都不相信，還能相信誰？”

　　基層最頭痛：工作經費不足

　　湖北省黃岡市民政局辦公室一項調研顯示，在2005年鄉鎮綜合配套改革中，全市126個鄉鎮(街辦)的民政辦公室全部被撤銷并入鄉鎮社會事務辦公室。鄉鎮民政工作處于“機構無帽子，門口無牌子，辦公無章子，辦事無票子”的“四無”狀況。

　　從人員編制上看，全市鄉鎮(街道)民政從業人員共有274人，平均每個鄉鎮兩人，其中行政編制133人，占49%；鄉鎮聘用人員141人，占51%。從工作內容看，在126個民政干事中，絕大多數還承擔著鄉鎮安排的駐點包村、計劃生育、綜合治理、招商引資以及突擊性工作任務，而這些工作的難度和壓力遠大于民政工作，并與其工資掛鉤，民政工作只能擠時間去完成。

　　調查中分析，民政干事往往是靠村委會上報災情和困難戶情況，等民政對象上門反映困難和訴求。上面催得緊、逼得急時只好估計加統計，應付了事。不少工作流于形式，有些政策措施到了鄉鎮就要打折扣，甚至出現“兩頭熱中間冷”的現象，即上級民政部門有要求，下面民政對象也盼望，而少數鄉鎮民政人員視民政工作為“額外”負擔，圖省事、怕麻煩，結果是政策不清、情況不準、工作不細，引起群眾不滿，這也是導致民政對象上訪和越級上訪的重要原因。

　　工作經費不足是基層民政部門最普遍、最頭疼的事，鄉鎮尤其突出。據初步統計，全市鄉鎮民政部門年發放各類資金近3億元，工作經費只有34萬元(由縣市區民政局補助和鄉鎮民政部門自籌解決，財政未列支)，平均每個鄉鎮(街道)不足3000元。而民政工作僅文印費一項鄉鎮平均在4000元以上。

　　與此同時，下村調查交通、通訊方面也存在困難，民政干事交通以兩輪摩托為主，通訊以手機為主，而這兩項工具的配置、使用、維修等費用沒有著落。

　　“雖然在補貼發放程序上，鎮、村及財政干部要進村入戶逐戶登記、逐戶核實、制訂賬卡表冊，并張榜公示，還要層層報批、層層督察、層層驗收，但擔負重要審核任務的‘第一關’往往力有不逮。”一位當地人士如是說。

　　離把關之路有多遠

　　宜昌市民政局算了一筆賬，鄉鎮民政機構負責落實的各項民政工作有11項之多：救災及受災群眾生活安排；城鎮低保及農村特困戶救助調查、送審及日常管理工作；農村五保供養工作的督辦落實；優撫、退伍軍人安置和軍地兩用人才開發使用工作；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工作；殯葬改革及管理工作；承擔群眾自治組織建設的日常工作；協助上級民政部門做好邊界、區劃、地名、烈士紀念建筑物的管理工作；民政信訪工作；民政經費、財務管理工作；承擔臨時交辦的其他工作。

　　“鄉鎮民政正面臨對象需求不斷擴增和自身結構不斷萎縮之間的巨大矛盾”。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項繼權教授說。

　　隨著社會救助體系的日益完善，濟弱助困力度不斷增加，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部分群眾未能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求救助的呼聲越來越高；部分群眾不符合救助條件，看他人受益而眼紅，出現“坐著小車也想吃低保”的現象，致使救助額度相對于“需求”額度差距越來越大。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村干部腐敗被大家理解為吃吃喝喝、多占多拿，而且‘權小位輕’，人們并不將其與違法犯罪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如此寬容心理遮蔽了村干部腐敗背后潛藏的巨大社會危害。”中央黨校一名三農問題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

　　項繼權教授認為，農村地區已經開始了從“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和“小政府、大社會”格局的逐步形成，民政職能不斷擴大，領域不斷拓展，民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也必須隨著形勢的發展而同步協調發展和創新，建立科學的推行機制。

　　“作為程序監管的第一關，誰來做惠農政策的‘守夜人’？民政責無旁貸！”(記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