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名制，是民眾在情非得已的吁求。人們或許都會承認鐵路的運力有限，也不要求保證每個人都能通過鐵路回家；只要當前的分配方式能夠做到公開透明、公平合理，實名制或許真的就是一個偽問題。其實我們通過實名制，真正想問的是，票都到哪里去了，是怎么沒有的，最后才是為什么我沒有？但是，在公眾如此執著地迷戀實名制的情況下，鐵道部卻依然嘴硬，障礙到底在哪里呢？

　　法律問題首當其沖。關于實名制的法律概念、法理基礎、法律依據以及法律上各種例外的情形已經在網絡上議論了很久，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有，但法律障礙基本上已經無法作為阻礙實名制的一個理由。

　　第一，關于實名制的法律概念和具體操作的方式，主要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可以參照飛機票的成例。地方各個鐵路局所實行的各種實名制形式，可以作為經驗加以總結和參考。

　　第二，法理基礎。有學者認為實名制要求的查驗身份證，心理基礎是不信任，為解決信任而采取的制度措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必須在制度實現的社會效益與制度實施對象的心理承受之間把握適當的平衡。不過，在火車票不記名的情形下，鐵路運輸公司有義務將任何持有合法有效票證的乘客運送到指定的地點，而不問尊姓大名，但在實名制的情況下，則意味著“一人一票”，將個人信息與車票記載信息相符的乘客運送到指定地點，而非前者的任何人。因此信息的契合可以作為契約關系成立的條件。

　　第三，法律依據。法律依據包括兩個方面，實行實名制、查驗身份證明在現行法律上是否具有依據；或者我們是否可以通過修改法律的方式確立實名制。就后者而言，其是一個應然性的問題，只要實名制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剩下的只是法律手續。就前者而言，我們關心的現行法律中是否包含這樣的授權。《鐵路法》第三條規定：“國務院鐵路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鐵路工作，對國家鐵路實行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的運輸管理體制，對地方鐵路、專用鐵路和鐵路專用線進行指導、協調、監督和幫助。國家鐵路運輸企業行使法律、行政法規授予的行政管理職能。”實名制實則可以包括在這一條籠統的授權當中。當然，實名制出臺的初衷雖然是防止倒票，打擊票販子，但作為一項制度的功能卻不僅限于此，亦具有安全、秩序方面的收益。因此，可以在遵循目的與手段相適應的情況下以安全的考量作為依據。

　　許多人更擔心，這是否侵犯個人的隱私和信息。而實際上，就身份證所記載的信息而言，并非傳統上排除他人干涉私生活意義上的隱私，這些信息本身具有統計和管理方面的功用，諸如身份證號碼就是由公共權力主體所賦予的身份標識。必須承認，這些信息可能被濫用，而且可能會給信息主體造成嚴重的影響。保護這一方面的信息，在其他很多行業中也存在相應的要求。這需要在總體上強化個人信息的保護和責任追究機制，而非籠統地歸咎于實名制。當然，實名制作為行政管理的措施，查驗身份證也并非行政處罰，因此不需要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的授權標準；但在公民權利和自由意識比較敏感的時期，最佳的情形或許是制定比較明確的實名制規定與管理辦法。

　　第四，法律上的例外情形：例如尚未辦理身份證的未成年人、丟失身份證的成年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如何乘火車等。這在法律上沒有根本的障礙，只要能夠通過諸如臨時身份證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證件證明自己，就可以購買實名制的火車票。

　　總之，作為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火車票實名制體現的不過是普通民眾希望這一張小小車票的分配能夠做到公開、透明的愿望而已。公共部門的決策不是一個簡單的yes或no的問題，而是要通過自身的理性化和正當性與民眾進行溝通和說服。因為每個人都有理由知道甚或憤怒，為何提前數天排隊，為何自己排到第一個，而結果仍然是一票難求？

　　誠然，實名制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也不希望解決所有的問題，只是一種管理上可能有效的選項而已，可能并非解決之道，而只是緩解之道。但這一滴水卻可以折射整個太陽。既然法律上沒有障礙、技術和成本都是偽問題，那么余下的可能是政治問題了。無論如何，倘若鐵道部門真是“人民公仆”，那么現在他們就需要表明自己配得上這個稱號。倘若非要給鐵路部門打分，惟一的標準就是人民是否滿意。倘若人民不滿意，那么結果就只能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因此，保證每個想回家過年的人都能回去，這是政治任務，而且并不亞于我們要辦好奧運會的要求。這樣說并非危言聳聽，也沒有否定鐵道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意思，只是敦促相關部門更多傾聽人民的呼聲，取得人民的信任或諒解，永不放松和懈怠。(畢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