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們的獨立性

　　由政府機構推選產生的“公眾代表”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堅持自己的獨立性？

　　政策制定者試圖通過程序的設計，盡可能讓這種獨立性得到保障。

　　訪談時，要有兩名巡視員同時在場，互相監督，還要有一名檢察院的駐看守所檢察員同時在場，“監督監督者”。

　　訪談時間和約談對象的隨機性安排，更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我和王龍談得來，我們自己湊成一個小組，商量好時間，提前一天給辦公室打電話，一般都能安排。訪談對象是我們根據看守所提供的人員名單，現場挑。有時候，走到一個監舍，看誰合適，我們當場提出要和他談，也能滿足。”李桂芝說，去年一年，她和搭檔王龍一共訪談了5次。

　　“說實話，也沒有特別的辦法，更多的是一種對巡視員的信任，依靠他們對這個事情的責任感。”巡視員辦公室工作人員劉永江說。

　　“去巡視的時候，我是一名普通的醫生，而不是一名院長。”遼源市中醫院院長、巡視員王龍說。

　　并不是所有巡視員，都對自己的角色有如此的定位。

　　在遼源市檢察院提供的總結材料中，巡視員們習慣性地用“領導”稱呼他們的監督對象——看守所的管理人員，多數人對檢察院給予他們這次當巡視員的機會，表達了感謝。

　　“如果真的發現了刑訊逼供，您是否敢如實地寫在報告上？”面對記者的這個問題，巡視員王龍略停頓了一下。“應該是敢，這沒有什么不敢的，對我們也沒有什么影響。”

　　“有沒有人向您反映刑訊逼供的問題？”

　　“刑訊逼供倒是沒有，就是有的人說，在進看守所之前，有警官對他推推搡搡的。不過，這些都是很難判斷的，推推搡搡也很難避免。”王龍說，最終，他并沒把這個情況寫在訪談記錄上。

　　在押人員的壓力

　　遼源市看守所里的400余名在押人員，是王龍可能的訪談對象，也是刑訊逼供可能的受害者。

　　每次訪談前，王龍都會問訪談對象：“知道羈押巡視制度嗎？”

　　多數人都茫然地搖搖頭。“我們沒有提前和在押人員講這個事，他們都是訪談的時候才知道的。”遼源市看守所教育科科長范建設說，“不告訴他們，也是為了不給他們壓力，訪談了幾次以后，各個監舍就都知道這個事情了。”

　　研究人員試圖通過程序上的完善，盡可能減少在押人員的心理壓力。

　　根據羈押巡視制度的規定，看守所的管理人員在訪談時必須回避，訪談現場不錄音、不錄像。訪談記錄，看守所人員也不能查看，直接由訪談員交給檢察院的巡視員辦公室，由其將問題匯總后，反映給看守所的負責人，大一些的問題，還要召開協調會。

　　“巡視員反映的問題，我們一般不馬上向看守所反映，以防看守所對號入座，對訪談人員造成壓力。”巡視員辦公室工作人員劉永江說。

　　幾次訪談以后，王龍也對自己的工作對象進行了分析。“他們有未決犯，也有已經判了刑的，還有一些重刑犯，不同情況，心理狀況也不一樣，不同性格的人，說話也不一樣。”

　　“他們一開始比較緊張，后來慢慢說話就自如了。”李桂芝說。去年一年，她一共到看守所巡訪了5次，每次都在改進自己的訪談技巧。“我們得讓他們覺得受到尊重，營造一個輕松的談話氛圍，他們也就愿意說話了。”

　　“為了讓他們覺得溫暖，我一般先嘮嘮家常，一些問題也不問得那么直接，他們也越來越信任我們，有的人還主動向我們反映問題。”李桂芝說。

　　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幾乎所有訪談對象都向她表達了對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