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農民工失業問題顯得日益緊迫。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介紹，在一億三千萬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照此比例推算，目前已有大約兩千萬的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而失業返鄉。

　　在春節短暫的團聚和喘息過后，他們是否會安居鄉土，他們又是否還能去往遠方，是擺在社會面前的巨大問號。我們已經看到，針對返鄉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崗位服務等各方面的政策應對已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但回溯根源，這個數量龐大而保障卻極其脆弱的群體的返鄉之路，他們失業和失根的無奈和無助，像閃電一樣映照出我們長期以來所推行的城市化道路的重要缺陷。

　　3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之一，是對創造力的尊重和解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的開放與流動，其中，那些同樣向往自由和美好生活，從被束縛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動的農民，是這曲宏大樂章中最壯麗激昂也是最跌宕起伏的一頁。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在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外向型經濟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國家的重要支撐，農民工則以艱辛和汗水托舉起中國工業化的強大步伐和令人驚訝的經濟增速，但卻在金融危機波及、外需不足、企業經營困難等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推倒后成為受傷最深的一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城鄉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的阻隔，農民工很難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而實現城市化，很難受惠于變身為市民的基本保障，當風暴來襲，他們便無可躲避地成為數量最大但抗風險能力卻最弱的群體。

　　社會發展的普遍道路告訴我們，工業化與城市化必然是相伴隨的。而中國城市化過程的一個堅硬現實是，農民工在城市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供給和產能的同時，卻無法真正成為市民中的一員，社會政策上的二元壁壘，直接折損了他們在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公共設施等各方面的的權益和尊嚴，也擠壓了他們在就業艱難時繼續在城市生活的可能空間。

　　都說心安之處是故鄉。可擺在這些失業的農民工面前的，卻是城市和農村均難以心安、難以歸依的兩難——城市里工作不易、保障缺乏，而重返故鄉，無論是土地的數量，還是早已城市化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也使這些長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們難以重歸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為兩千萬失業返鄉的農民工的生存的困境、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的狀態擔負責任的，不僅是金融危機的外部影響，還有勞動力在實現了流動和解放后社會政策未能及時跟進的公平缺失。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的滯后未能在經濟發展高歌猛進的歲月得以凸顯的話，而金融危機則讓這樣的制度短板顯性化，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思之下，應當承認當初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時，看到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積極效應，而對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以后的農民將何以安身立命缺乏周全的籌劃，我們甚至更多地是在“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意義上利用了農民掙脫土地后的社會弱勢，發展的道路上有著農民的艱辛。

　　金融危機無法阻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腳步，但波瀾的確可以讓我們更加清醒，意識到社會政策跟進的緊迫性，并由此塑造出中國經濟的新氣質，乃至整個國家的新氣質。一切重大的決策，應當看到積極的效用，也須未雨綢繆，慎重考慮其長遠影響，及早預見其變數。(本報評論員 李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