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縣是一個進步，但我國市管縣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行政區(qū)劃問題，而是結構性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我們需要從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更高層次上矢力改革。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穩(wěn)步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鼓勵有條件的省份率先減少行政層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的體制。當下的市管縣體制改革有望進一步加速。

　　市管縣體制增加的最大成本不是行政成本

　　市管縣體制改革是在兩大背景下發(fā)生的。第一，市場化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但政府轉型仍未根本完成，政府替代市場、管制替代交易的現象仍不鮮見。第二，我國加入WTO后亟待消除國內市場壁壘和地區(qū)封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各省市縣之間地區(qū)封鎖、市場分割相當嚴重。

　　市管縣體制的根本弊病在于“政府-市場”關系問題。人們大都將市管縣的弊病概括為所謂“市縣爭利”、“法律依據不足”、“小馬拉大車”、“虛假城市化”，而這只是表象而非本質。市管縣體制增加的最大成本不是行政成本，而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最大效率不是行政效率，而是市場效率。詳言之，市管縣體制的根本弊病就是政府對經濟的過多規(guī)制和過分干預。在市管縣體制下，市和縣兩級政府均有足夠的投資沖動和政績沖動，動輒大興土木搞城市的“面子工程”，動輒“零地價引進外資”等。

　　這種“諸侯經濟”現象和市場分割行為的根本動因在于：

　　其一，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中央地方關系改革，使各級地方政府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為實現本地區(qū)的高增長，地方政府往往不顧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積極推行地方保護，從而導致諸侯經濟、區(qū)域壁壘現象。

　　其二，在分稅制實施后，地方政府能否增加財政收入，主要取決于本地生產性企業(yè)的效益。這種深刻的利益動機進一步加劇了“諸侯經濟”現象。

　　其三，許多地方法院聽命于地方政府，司法的公正性難以保證，區(qū)域的市場分割問題難以通過司法最后解決。

　　在市管縣的傳統(tǒng)體制當中，市縣兩級政府在地區(qū)封鎖、市場分割、干預經濟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盡管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紛紛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但根據估算，目前我國至少有4800多萬規(guī)制事項，其中，城市政府平均有7500多項規(guī)制，660多個市共有450多萬項規(guī)制；縣平均有2500項規(guī)制，1500多個縣共有200多萬項規(guī)制。規(guī)制的大量存在反襯出市場的無力。

　　可見，省管縣雖然是一個進步，但我國市管縣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行政區(qū)劃問題，而是結構性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需要從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更高層次上矢力改革。

　　省管縣之下，仍要警惕市場分割和縣域競爭

　　務要警惕的是，市管縣體制改革通過“虛化地級市”和“強縣”，很可能使“婆婆管經濟”變?yōu)椤肮�公管經濟”。原來無論是“大馬拉小車”，還是“小馬拉大車”，至少地級市還能在引導和協(xié)調縣際競爭協(xié)作上發(fā)揮作用，而一旦地級市突然虛化，在省級政府管理幅度不變的情況下，很可能加劇各縣之間的市場分割和縣域競爭。

　　因此，取決于當前我國宏觀體制改革的情勢，未來的市管縣體制不能單體推進，只有在行政權力加快退出市場的制度環(huán)境中，市管縣體制改革才可能具有實際意義。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的觀點，發(fā)達國家的興起就在于國家對經濟人的關系上從“政經不分型”到“政經保持距離型”這一根本轉變。因此，首先也是最根本的，要以“有限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逐步但堅決地推進政府再造，使政府從所有者和經濟活動的直接管理人，向監(jiān)管人和規(guī)則制定人轉變，真正致力于提供一個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鼓勵競爭和創(chuàng)新的一流的制度環(huán)境。

　　其次，由于改革后縣級行政的經濟社會管理權得到擴大，在不實行“縮省”即省管理幅度不變的前提下，省對縣的直接管理很可能力不從心，縣級政府對市場的位能將會增強，從而極可能為追逐政績而侵蝕市場機制，加劇市場分割和地區(qū)封鎖，危害區(qū)域經濟的整合和發(fā)展。因此，實行省管縣之后，必須注意加強對縣的監(jiān)督和制約，這種監(jiān)督和制約不僅來自上級政府，更需要通過改革地方治理，推進民主改革來實現。

　　□朱香敏(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