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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不僅使人們銘記“民主改革”這一歷史性事件，同時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所謂“西藏問題”的實質所在

　　本刊記者/王維博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人大九屆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一項議案，決定把每年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以紀念50年前在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

　　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嘎瑪在隨后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設立紀念日是西藏自治區旗幟鮮明、針鋒相對同達賴分裂集團斗爭的重大舉措。

　　明史鑒今的另一種解讀是，在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等之后，“西藏自治區正在民心民意上與達賴分裂集團展開新的斗爭”。

　　議案的提起

　　1月19日，在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第九屆二次會議閉幕之前，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列確宣布，382名代表全體通過決議：將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表決前，列確分別用藏語和漢語宣讀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關于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草案)》。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嘎瑪在介紹設立“紀念日”的背景時說，達賴集團自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叛逃國外后，一直從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活動，在國際上大肆惡毒攻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組織策劃分裂破壞活動，夢想在西藏恢復反動、黑暗、野蠻、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為長期面臨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保持社會穩定的嚴峻考驗，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許多群眾，特別是老干部、老黨員、老同志多次請求把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嘎瑪在19日上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一致愿望和要求。

　　來自察隅人的自治區人大代表張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西藏和平解放前，人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結繩記事”的原始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幫助人從深山老林遷出來，過上了體面的生活。

　　頗具意味的是，紀念日議案的提出并非出自張梅這樣的個別代表，而是由九屆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提出，交由全體代表審議通過。

　　據嘎瑪介紹，自治區九屆人大常委會第26次主任會議提出議案，自治區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把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議案提請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審議。

　　按《全國人大組織法》和《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的規定，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上，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0人以上聯名、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人以上聯名，也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而大會主席團、人大常委會、各專門委員會、本級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議案。這些議案一經通過，便開始具有法律效力。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公室主任廉湘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由立法機關提出這一議案，不僅順應民意，也突出了這一議案的重要性。

　　歷史上的3·28

　　“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提出，讓人們對50年前的記憶更為清晰。

　　廉湘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后，從西藏當時實際情況出發，沒有立即在西藏實行社會政治制度改革。1955年，國務院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依據憲法的規定以及西藏的具體情況，開始為正式成立統一的西藏自治區進行籌備工作。但西藏反動上層為維護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悍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

　　“3月28日不過是短暫的一天，但對西藏而言，卻意味著一個新舊社會的分水嶺。”廉湘民說，西藏全面武裝叛亂18天后，時任總理周恩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在藏學家看來，即使是發生在1959年3月10日的那場叛亂，也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廉湘民介紹，從《十七條協議》簽訂以來，特別是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建立后，西藏封建農奴制的衛道士們便一再制造事端，反對民主改革。

　　“達賴集團竭力維護的正是長期處于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廉湘民說，1959年之前的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了幾乎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和95%以上的農奴，農奴主不但可以隨意剝奪農奴的財產，甚至連農奴本人以及他們所生的子女也是主人的財產。“不是同一農奴主的男女農奴結婚要繳納‘贖身費’，甚至規定農奴所生的子女也世代為奴。”

　　在歐洲告別中世紀500余年后，比歐洲中世紀更加黑暗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卻依然在延續，“這顯然與歷史發展潮流格格不入”。

　　一項數字記錄了50年來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刻變化：2007年，西藏國內生產總值342.19億元，比1959年增長了59倍，人均GDP達到12109元，比1959年增加了11967元。西藏地區人均預期壽命也由上世紀50年代的35.5歲增加到67歲。

　　“過去的藏語詞匯只有‘主’和‘奴’而沒有‘人民’，民主一詞也是在1959年以后才誕生的。”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張梅說，如今科學、律師、行長、經濟、股票以及市場經濟等眾多的新詞匯已出現在改革后的雪域高原。

　　“紀念日”的另一種解讀

　　相比西藏自治區建區紀念日，“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更具象征意義，對象更為明確，也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藏思路新的宣示。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嘎瑪在設立“紀念日”通過之后說，“自治區與達賴集團的斗爭，不是什么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也不是什么人權問題，而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一場捍衛政權、捍衛旗幟、捍衛道路的嚴重政治斗爭，事關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嘎瑪說，用“紀念日”來回顧新舊西藏的歷史，就會更深切地體會到民主改革對西藏、對中國的巨大意義，也會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呼吁”關注西藏“人權”和“發展”的人，恰恰就是當初拒絕給百萬西藏人民人權和平等，聲稱“什么都不能改”的人。

　　顯然，西藏自治區期望從封建農奴制的殘酷壓迫和50年來的經濟發展的鮮明對比中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政治觀察家認為，隨著藏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場斗爭日益訴諸經濟與人性化手段，除大力宣傳達賴的農奴主身份，以及解放西藏的人性含義之外，更訴諸藏區農奴后代的感情，將反對達賴集團的斗爭，變為人性與非人性的斗爭、農奴制存亡的斗爭、經濟發展與倒退的斗爭，以及和平與暴力之間的斗爭。

　　“經歷過苦難，沒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藏學家廉湘民認為，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對那段歷史很不了解，“去年‘3·14’事件的參與者中，就有不少是不明真相的年輕人”。

　　爭取民意支持的同時，西藏自治區開始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青年人身上。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嘎瑪在答記者問的時候反復強調，將通過一系列活動，推進“紀念日”的深入開展。

　　他們希望，這樣的“紀念日”能像火炬一樣照亮雪域高原的過去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