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靠種地還不行

　　孫亮這樣的五口之家有13畝地，一年辛苦下來，最多可以收入6500元

　　當然，在這個村子，土里刨食的農民，要想解決年輕人的終身大事和生計問題，僅靠土地還是不夠的。

　　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時，沒有碑文和家譜可以考證。老人們說，他們的先人從明朝由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搬遷而來。

　　這里的人世代務農，直到解放后，才慢慢有人走出去，成為“吃國家飯的人”。改革開放近30年來，這個600多人的村子，出了十來名大學生。

　　這些走出去的人，都沒能給村子帶來什么改變。近幾年來，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嚴峻，也使村民們放棄對讀書的敬畏，不少孩子像孫亮一樣，初中沒畢業，就加入了打工的大軍。

　　不能不打工。想娶媳婦就得有房子，鋼筋水泥和建筑隊工錢年年漲，一處7間房子的小院，至少要10萬塊錢。

　　在南河池村，像孫亮這樣的五口之家，大約可以分到13畝地。肥料在漲價，種子在漲價，柴油在漲價，而這里的主要經濟作物辣椒的價格，卻年年跌，從七八塊錢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兩塊多。

　　這13畝地辛苦一年下來，加上政府補貼，一畝地最多可以收500元，總共是6500元。不說人情門戶和小病小災的開支，單指望種這13畝地，也要14年才能湊夠蓋房子的錢，更何況還要吃飯糊口呢。

　　每一個家庭和年輕人都在為生活打拼。

　　孫亮除了一個姐姐，還有個弟弟。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每個月工資發放后，弟弟都必須把大部分錢交給哥哥，由哥哥寄回老家。

　　三個月前金融危機影響尚不明顯時，他們倆每個月分別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資，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

　　“家里不花他一分錢，都攢著給他蓋房子呢，他能有啥意見？”孫亮也不怎么花錢，最多去夜市里打打兩塊錢一場的臺球。

　　廠里有工友喜歡吃喝玩樂，是“月光族”。孫亮不羨慕他們，他認為，人跟人是沒辦法比的。

　　在村里，孫亮兩兄弟是眾多打工者的好榜樣。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稱，他們并沒有從打工的子女那里獲得什么收益。

　　并不是每一個打工者都那么順利安穩。

　　同村的孫芳，在過去的兩年里換了5個工廠，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適應工作。

　　“我脾氣倔，主管拉長等當官兒的喜歡罵人，別人忍忍算了，我不忍，跟他們對罵。”她當年離家時，是母親給的路費。兩年后返鄉，身上不足一千塊錢。

　　還有人喜歡花錢。孫輝前年在廣州白云區一家鞋廠打工，月收入1800元。他喜歡喝酒，又喜歡跟工友打牌，還經常買六合彩。

　　村民們發現，跟十幾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現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越來越容易沉迷于物質享受。他們寄回家的錢，比年長者越來越少。

　　“空心”的村莊

　　村長估算，該村將學齡子女丟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在鄧州市，留守兒童有8萬名

　　語文12分，數學8分。

　　這是孫亮一個遠房堂侄的成績單，那是4年前，這個名叫孫曉的小家伙還在讀小學。

　　現在，孫曉在鄰近的內鄉縣讀初中。這個春節，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學。

　　“一看書就頭疼”，他的理由，跟孫亮當年輟學的原因如出一轍。其實，小學剛入學的前兩年，他每次考試在班里還屬于拔尖的，被大家視作一棵讀書的好苗子。

　　6年前，他的父母赴杭州蕭山區打工，將他和姐姐丟給了奶奶。

　　父母在翻砂廠工作，每個月累得要死要活能落下2千多塊錢。每次打電話，父親孫大春總是教導兩個孩子，“好好上學呀，以后別像我和你媽這樣賣苦力。”

　　但孩子顯然沒像他期望的那樣。孫曉的姐姐在初中時變得越來越沉默，成績也直線下降。孫曉則開始與一群逃學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又常在小學門口的代銷點賒欠零食。

　　他的成績越來越差，到最后，老師也懶得管他了，只是叮囑他，“別帶壞了同學”。

　　孫曉的姐姐兩年前就輟學了，現在一所技校學電腦。春節沒過完，孫大春便趕到南陽，又開始為兒子找技校了。

　　“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肯定讓孩子受虧。”孫大春吸了口煙，“不過，不出去咋辦？這種地能掙個啥錢？”

　　村長估算，該村將學齡子女丟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因為缺少青壯年勞力，村里的農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婦女負責。七八十歲還下地干活，在這里不是新鮮事。

　　數據顯示，在鄧州市，像孫曉這樣的留守兒童有8萬名。

　　村長說，村干部們越來越擔心，這些被父母丟在老家的孩子，成績普遍很差，十年八年以后，當他們長大成人，除了出去繼續賣苦力，還能干些什么？

　　而對于那些失業回來的打工者，村里也沒有想出什么應對的方法，至少目前還沒出現什么土地糾紛問題。

　　林林總總的開支

　　即使住上了新樓房，騎上了摩托車，村民們的生存處境仍面臨很多壓力

　　20年前，還沒有普及拖拉機的時候，村子里誰要能養一頭大公牛，趕著大牛車，把莊稼活兒做好，便是村民們羨慕的對象。

　　現在，這些人都老了，在寒冷的北風中，他們抄著手，旁觀著年輕人的熱鬧。

　　家庭里的權威，也在向那些能掙錢的年輕人轉移。

　　孫亮的父親以前喜歡賭個錢，母親勸阻多次都沒用。但當孫亮在南方打工后，父親開始聽他的話了，天天躲著那些賭友，這讓孫亮的母親頗感欣喜。

　　在村人看來，在村里，要么你勤奮，要么你聰明，只有你能掙更多的錢，蓋更好看的房子，才能獲得別人的抬舉。

　　不過，即使住上了新樓房，騎上了摩托車，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機，村民們的處境，跟以往并無根本改變。

　　4年前，河南全省的農業稅取消。緊隨其后的，是農資產品漲價。一輛10匹馬力的拖拉機，4年前的價格是4千元左右，現在接近7千元。

　　其他方面的開支，也不輕松。

　　在自家宅基地蓋座新房，辦理集體土地使用證時，需要給鎮土地辦交兩千塊的“辦證費”。

　　而按照河南省發改委去年關于涉農收費的最新規定，農民利用集體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時，除收取土地證書工本費(普通證書每證5元)和《房屋所有權登記證書》工本費外(收費標準為每證10元)，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一律取消。

　　死后也需要開支。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須火化，理由是保護耕地。但村人還是愿意花兩千多元將親人遺體火化后再土葬。

　　一些人情世故的開銷，也讓他們感覺不安。

　　“我都不敢回來了。”孫大春臘月二十八從杭州回村，不到三天，買年貨走親戚，就花了2000多塊錢。兩個孩子上技校，還得花錢。此前連續三個春節，他都沒有回村子過年。來回路費貴不說，人情往來太厲害了。

　　村子里幾個月薪超過3千元的年輕人，都是在青島的電鍍廠打工。天天接觸重金屬，他們明知道毒素會在體內沉積，不過也顧不得那么多了。

　　在他們看來，即使掙來更多的錢，自己作為農民的命運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一條鼓勵創業的短信

　　孫亮不知道創業該從何創起，過完年，他將繼續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運氣

　　大年三十這天，孫亮接到一條當地移動公司的短信，說政府為本地務工人員，制定了種種優惠措施，“歡迎回故鄉創業”。

　　短信沒有講究竟有哪些措施，孫亮也懶得問。

　　而根據媒體報道，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鄧州返鄉農民工人數在15萬以上。該市積極開辟創業、培訓、基礎設施建設三條“綠色通道”，力助返鄉農民工再次就業，扶持攜帶一定資金返鄉的農民工投身種植、養殖業，簡化工商營業執照的辦理手續，優先為他們辦理每人不低于2萬元的財政貼息貸款。

　　在孫亮看來，在村子里，大家都想創業發大財，卻不知從何創起。

　　村里只有兩家養雞場，十里外的鎮上，做小生意的都擠破了頭，沒有什么空間留給這些更偏遠的農民。村里沒有礦藏，附近也沒有工廠，除了沒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這里沒有太多可以向外鄉人夸耀的東西。

　　村里150多個出外打工的年輕人，靠著親戚朋友的幫忙介紹，多是去廣東的一些服裝廠、玩具廠工作，也有人到青島的電鍍廠打工。

　　金融危機使得在外地從事輕工業的打工者都發覺，錢越來越難掙了。村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是在南方失業后返鄉的。他們有的想再出去碰碰運氣，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風頭。

　　從事重工業的也不例外。孫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廠，在去年下半年，工作量就越來越少。“老板說是金融危機鬧的，我不懂啥危機，錢掙得少，我就換廠子。”

　　年前，孫大春蹲在人群中，跟村南頭幾個年輕人聊掙錢的門路。那幾個人在廣東好幾年都沒回來了，這次回來，卻是待業之身。

　　“要是去年春上，我在那里的翻砂廠介紹進去十個八個沒一點問題。今年，我不敢打這個包票。”孫大春深深吸了口煙。

　　與城市人對失業的敏感不同，這些出去打工的農民工有著隨遇而安的樸素想法。

　　孫亮離開南方時，是失業的，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應該可以吧，我弟弟還在那里呢。”

　　但他也不敢過于樂觀，在他打工的惠州黃埠鎮，鞋廠倒閉了三分之一左右。倘若繼續倒閉下去，“我也只好換個地方了。”

　　孫亮打算過了正月十五把婚事辦了以后，將繼續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運氣。

　　他們美好的期望，就像門上新貼的對聯，一年接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