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008年浙江省的反貪成果，索賄受賄689萬余元的浙江省體育局規劃財務處原副處長何煒“無意中”成為該年度浙江省因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第一人。而向何煒行賄的包工頭之一的田妙法，“一不小心”也成為近年來浙江省因行賄罪獲刑最重的行賄人。2009年春節，當人們歡天喜地過大年的時候，已在監獄服刑的何煒反復咀嚼著自己的昨天和今天———“都是貪心惹的禍”！

　　透視這起特大索賄受賄案，分析工程建設領域受賄者與行賄人這對利益攸關方的“特殊關系”，不難推理出這樣一個結論：行賄人，其實就是受賄者的掘墓人。

　　行賄人壽某：何煒實在太貪了，老是對我們抱怨自己連喝茶的錢都沒有。有時看到別的老板抽的高檔煙，他也當場索要。

　　行賄人周某：一接到何煒的電話，都是心驚肉跳的，以至于后來自己都神經衰弱了。

　　行賄大戶田妙法：用鈔票就能搞定對方，拿到工程，賺到大錢。

　　受賄人何煒：誰會嫌錢多呢？有白拿的誰不拿？！

　　辦案檢察官王玉：自己辦過不少受賄案件，但像何煒這樣幾乎每一個工程項目都要收錢的貪官還是第一次碰到。

　　1 從“客氣”地受賄到索賄

　　何煒從小生活在一個經濟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有著家人的呵護，他一直順利地成長著，1984年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學院土木工民建專業，畢業后留校做了五年助教。如果何煒一直安于校園的寧靜，或許他早已成為建筑業界的教授，也就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但是，何煒認為當老師有前途沒“錢途”。1993年6月，他不顧家人勸阻，離開南京建筑工程學院，來到杭州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了工程項目經理，也就是包工頭。次年，他跳槽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仍是做包工頭。一年后又跳槽到一家浙江省屬國有房地產公司。三年三次跳槽，何煒雖然沒有掙到多少錢，但他成功地實現了從一個大學教師到一個土木建筑工程師的轉型，也學到了不少工程建筑領域的行受賄“潛規則”。

　　也許是因為有了“土木建筑工程師”的招牌，1996年12月，何煒順利地進入浙江省體育局規劃財務處，當上了公務員。當時，剛成立不久的浙江省體育局承擔著領跑浙江體育事業起飛的大任，大量的體育工程待建，工程建筑類專業人才十分匱乏。懂建筑的何煒自然被委以重任，具體負責工程項目的實施。雖然只是一個科員，但何煒的實際權重不亞于處長，甚至勝于分管的副局長，局里基建工程的項目管理、資金結算等，他都能說了算。

　　1997年底，浙江省不少體育工程陸續籌建，何煒迅速進入“角色”，沒幾天就在家中“客氣”地收受承包人陳某送的1萬元，第一次嘗到了權力的甜頭。1998年春節，何煒第二次收受承包人趙某送的2萬元“拜年禮”時，他開始把“客套話”省了。到了2000年中秋節，何煒第三次收受趙某送的5萬元“過節費”時，看都沒看一眼，用手掂了掂就扔到了茶幾上。

　　2001年9月，隨著浙江省體育運動訓練中心在杭州市蕭山區錢江科教城的動工興建，何煒受賄的渠道更廣了。他開始不滿足于過年過節收的幾萬元，而是主動出擊索賄了。當時，杭州一家建筑設計院正在積極爭取蕭山體育訓練基地有關場館的設計業務，找到何煒幫忙。何煒看上了該院院長壽某新買的轎車，就以借為名，將這輛近15萬元的新車占為己有。直到案發，這輛車還沒有還給壽某。

　　有了車的何煒不久后向壽某提出要配個車位。壽某沒有辦法，只好由單位出16萬元以何煒妻子王某的名義購買了一個地下車位給何煒。

　　2006年2月，何煒擔任浙江省體育局規劃財務處副處長兼局基建辦副主任后，手中的權力更大了，他的胃口也更大了。同年8月12日，何煒從壽某等人處向杭州一家設計院索賄25萬元。之后不久，他又向該設計院的蔣某索要了12萬元。壽某作證時說：“何煒實在太貪了，老是對我們抱怨自己連喝茶的錢都沒有。有時看到別的老板抽的高檔煙，他也當場索要。”承辦此案的杭州市檢察院公訴一處處長王玉　坦言，自己辦過不少受賄案件，但像何煒這樣幾乎每一個工程項目都要收錢的貪官還是第一次碰到。

　　女承包人周某更是被何煒的索賄嚇怕了，她對檢察官說：“一接到何煒的電話，都是心驚肉跳的，以至于后來自己都神經衰弱了。”2005年10月，何煒第一次開口就向她索要了30萬元。當年年底，何煒又向她索要35萬元，在工程款支付上有求于何煒的周某不得不給。2006年上半年，何煒兩次直接向周某索要30萬元、39萬元。2007年，何煒以沒錢花為由，又向周某索要40萬元。2005年至2007年，何煒向周某索要錢款總計174萬元，還不包括周某主動送的2萬元。

　　以“哭窮”的方式直接索賄，漸成何煒受賄的主要方式。在被查實和認定的689萬余元受賄款中，他的索賄額高達573萬元！事實上，何煒的家庭條件很好，僅靠浙江省體育局正常的收入就能達到“小康”了。但是，正如何煒自己所說：“誰會嫌錢多呢？有白拿的誰不拿？！”一句話，受賄，早已成為這個受賄者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