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坊間還是網絡，要求政府“強制實行帶薪年休”的呼聲與日俱增。不過， 11日，劉濤、魯開垠等廣東省政協委員卻建議在金融風暴影響的這段時期內，廣東應暫停員工的帶薪年休制。劉濤認為，“金融危機下，‘飯碗’遠比‘福利’要重要。員工暫時不應過分要求強制實行帶薪休假……帶薪休假應逐步分批進行，可先在政府機關推行。”( 2月12日《新快報》)

　　雖然幾名政協委員的出發點是為了應對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讓公民能“重塑信心，共度時艱”，理性淡看“強制帶薪休假”，先力保飯碗不丟。但這種貌似關心低層民眾甘苦的行為卻是一種“偽關懷”。他們在啟動思維的過程中迷失了兩個方向：一是法律法規的方向，二是民生方向。

　　先說“暫停年休”與法律法規的抵觸性。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發展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設施，規定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勞動法也對勞動者的休假制度作了原則規定。特別是去年施行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中，更清晰地規定了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民企及有雇工的單位職工的年休制度。所以，廣東的人大與政協無權來暫停全國正實施的職工帶薪休假的法律法規制度。

　　在當前，帶薪休年假，已被國家法律與法規賦予了每名勞動者的法律權利。在這一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條文未作修改之前，任何人和地方機構，均無權去正面或變相剝奪。所以，廣東這幾名政協委員，即便出于一番好心，所大聲疾呼的暫停年休制度，實則是一種法制折騰，最終消解的是法的權威性。

　　再者，這一建議是“偽關懷”。當前非機關、非壟斷企業的大多數中小企業普通職工，他們面臨著頗長時間的“休假窘境”。一項民生制度的設計與執行，不能人為分為三六九等，而必須要確保其底線公平，什么公務員先休，企業職工緩休，這是一種職業歧視。任何民生制度改革的前提必須是替最廣大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我國《政協章程》第24條規定，政協委員要密切聯系群眾，了解和反映他們的愿望和要求。 這需要委員們深入群眾基層，去認真調研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心聲。比如，為何公務員就能如實照辦帶薪休假，而企業職工卻怕帶薪休假回來被老總冷面“休人”？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釀就了現在的“公民休假馬太效應”的局面？這方面的深度調研，想必才應是各級代表與委員更該傾情關心的蒼生命題。 (賈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