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事件可能上升”

　　調查顯示，今年農民工受城市契約文化熏陶，返鄉后可能不適應地方農民傳統管理模式

　　隨著金融危機對企業影響日益加深，媒體、學者開始擔心，因失業而滯留城市的農民工會影響城市的穩定。

　　但調查者分析后認為，這樣的擔心沒有太大必要。

　　調查顯示，大量農民工都表現出一個共性：在城里面找不到工作，通常是在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左右，就馬上往別的城市流動，或者選擇回到家鄉去。他們都不愿意流落街頭。

　　“他們都覺得，如果流落到街頭，這事讓老鄉知道了，傳回老家就抬不起頭了。”出身農村的李濤認為，在鄉村熟人社會，傳統倫理約束機制依然在發揮作用。

　　李濤說，城市出現的一些流動人員犯罪，他們和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是兩碼事。

　　“大多數農民工都很老實，你拖欠他一年工資他都在那老老實實，偶爾上個街討個工錢，大家都覺得這事鬧大了。”李濤說。

　　而且從回收的387份問卷調查看，大多數農民工是青壯年勞動力，初中畢業甚至是高中技校，在鄉村社會屬于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

　　2月10日，經濟學者汪濤在接受采訪時說，鑒于政府投入巨大財力應對農民工失業問題，所以該問題不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

　　“不過，返鄉后的農民工可能會與農村傳統的治理模式有一些沖突。”李濤說，因為青年農民工受了城市契約文化的熏陶，可能不適應農村傳統的管理，金融危機中，可能會在地方局部中造成沖突。

　　近九成受訪民工未參加培訓

　　他們或沒有獲得相關通知，或覺得培訓流于形式；江蘇有地方甚至花錢請農民聽培訓

　　2008年失業的劉剛春節回江蘇姚湖村后，村里曾組織過勞動培訓。

　　“聽講座的村民可以領到二十元錢。去聽講座的絕大多數是婦女和小孩，很少有打工者去。”劉剛告訴調查者。

　　調查發現，農民工們對地方組織的培訓并不看好。

　　在161人的回答中，有89%的人由于沒有獲得相關信息或通知；或盡管了解到有培訓的信息，但擔心是走形式，沒有實際意義，沒有參加培訓。

　　“去年我去一個地方給當地技校老師做培訓，當地有關部門的官員告訴我，因為農民工不愿意接受培訓，他們為了完成上級的培訓指標，不得不編造接受培訓的人數。”2月12日，李濤說。

　　2月13日，新華社也有報道指出目前農村勞動力培訓的低效。

　　報道稱，目前一些縣級農村勞動力培訓機構設施落后，培訓規模小，培訓質量低，政府雖然補貼了大量資金，效果卻不明顯。更有一些不具備必要資質的機構，為了獲取政府補助，巧立名目縮減培訓內容。

　　李濤說，如果培訓的內容跟實際不相關的話，這比不培訓還糟，因為農民工會對培訓留下很糟糕的印象，以后組織他培訓就很難。

　　調查者所了解的事實是，大多數技校和職校老師都停留在理論培訓上，“大部分老師自己都沒有外出務工的經驗，缺乏實際務工經驗，給在校學生上上課還可以，給農民工上課就不行了，培訓缺少針對性，不適用。”

　　調查還表露出了這樣一個現實，農民工進城后適應城市生活的保障性培訓，是更容易被忽略掉的。

　　目前，為適應城市生活能力的綜合性培訓，因為缺少師資，在基層農村很難開展起來。

　　李濤說，其實這比職業技術培訓還要重要。生產技術三兩天能學會，但如何讓農民工學會自我保護，如何融入城市文化，則難得多。而且農民工的權益無法保障，整個未來可持續的生產力就被透支掉了，最后還是影響城市發展。

　　政府可出資招標培訓機構

　　專家建議，社會服務被政府壟斷后，便會表現得效率低下，培訓工作應讓社會力量來完成

　　2月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改委、財政部聯合推出了“特別職業培訓計劃”。

　　此次針對農民工的培訓計劃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培訓時間長達3至6個月，其中包括對失業返鄉的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或創業培訓。

　　李濤說，這么大規模的培訓投入一定不菲，但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因為當社會服務被政府壟斷時就會變得低效。”

　　目前對失業農民工的培訓任務，農業部分給農業局，勞動部分給勞動局。農業局再分給自己下面辦的農校，勞動局再分給自己下面辦的技校。

　　“表面上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但最后未必能有效地把服務傳達出去。”李濤說。

　　李濤認為，政府應該把用于農民工培訓的錢拿出一部分來公開招標，誰有能力把這個事情做到最好就把錢給誰。

　　2月12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接受采訪時也曾說，培訓工作應該由社會力量來做，讓盈利組織來做這件事可能更好。

　　除了培訓，李濤認為政府應該拿出錢幫助失業家庭找崗位。

　　“在社會服務組織高度發達的環境下，如果大規模的失業影響到家庭的話，社會組織馬上就會運轉起來，協助這個家庭做個案，幫助他度過心理危機，不要讓他家庭關系惡化。”李濤認為。

　　“現狀是，政府應對危機的模式目前是控制和管理型的，不是服務和引導型。”李濤認為，政府應開放服務市場，采取公開采購社會服務的方式，看看誰有方法和技術解決就業問題就把錢投給誰。

　　顯然，這要求社會應重新徹底反思對農民工的定位，不能繼續把農民工簡單定位為廉價勞動力，應該意識到農民工本身也是這個城市的生活者、消費者。

　　“所以農民工的問題最后還是要回歸到人，一個平等的人，這樣才能做到以人為本。”李濤說。

　　(文中部分受調查農民工為化名)

　　- 核心提示

　　今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透露，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大約有2000萬農民工失業。

　　也就在此前的1月中旬，一個叫北京市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的民間組織，派出33名成員和農民工志愿者，對身受金融危機影響的農民工群體進行調查。

　　調查歷時半個月，涉及北京、江蘇、陜西、重慶等15個省市。

　　調查顯示，59.3%的農民工仍舊選擇外出務工而不愿回歸土地；農民工的失業不會導致社會治安的明顯惡化；農民工的就業格局也正在朝西部、北部城市發展。

　　調查顯示了另一個嚴峻現實是，各地方政府針對失業農民工的培訓，并不被多數農民工認可，培訓顯得相對低效而空泛。

　　□本報記者 褚朝新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