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保護新聞采訪權

　　為什么要給新聞機構采訪權?這是我國的政治體制所要求、我國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都把輿論監督視作我國民主監督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分重視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黨的十五大以來，隨著黨內民主的推進和全社會民主法治進程的加快，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發揮，《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把輿論監督作為十大監督制度之一，列入其中。國家機關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2007年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了公開是常態，什么問題必須公開、什么問題不公開，將政府新聞發布的范圍和新聞媒體公開報道的界限作了明確的法律界定;《突發事件應對法》把我國近年來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處置中取得的重大進步法律化，要求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及時、準確、客觀、統一地發布有關突發事件的新聞信息。這些都對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現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每年的“兩會”這類最重要的會議，都已對國內外媒體開放。

　　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強調，新聞媒體要從過去強調媒體作為喉舌的作用，轉到更好地發揮輿論的引導能力，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方面來。強調要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2008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切實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一文提出，“加強新聞工作法治化建設，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的重要保障”，把新聞監督視作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

　　我國目前還沒有出臺《新聞法》，但這絕不等于說我們不重視對新聞采訪權的法律保護。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是每一個公民都享有的權利，也是我國新聞媒體進行報道的根本法律依據。

　　那么，記者的新聞采訪權與普通公民的知情權有無區別呢?現在一般認為，記者在信息的采集、報道方面并沒有因為其職業的原因而獲得比其他公民更多的權利。那么，現在將“政府部門為持證記者的采訪優先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等內容以文字形式加以固定，應該算是一個突破。

　　展江認為，記者采訪權與公民知情權有無區別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國際上也有爭議。有的國家認為記者并沒有特權，公民的權利就是記者的權利。“其實記者只是優先代民眾來行使這樣一種知情權和發表權，“展江說，”為什么條款中只把各級政府規定在內，就是因為他們是公權力的掌握者，普通民眾在面對他們時是處于弱勢地位，這就需要媒體這個相對強大一點的力量出現，馬克思說媒介是第三種力量，我們要保證這種力量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

　　新聞采訪權為何難以落實

　　新聞采訪權既符合我國政治架構的要求，又合符基本法律，為什么得不到尊重呢?

　　這首先與中國的國情相關。盡管我國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中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官本位意識還很濃厚，權力依然是左右社會的主要力量。相比之下，新聞采訪權要遠為弱小，也不被全體社會成員認知、認可。陳力丹教授在接受采訪時指出，“現在限令記者采訪的單位，都是擁有一定權力的行政和司法部門或準權力組織，它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受人民的委托而服務于人民。而傳媒的社會職能之一，在于代表社會輿論監督各種權力組織，行使憲法賦予公民批評、監督各種權力組織的權利”。

　　不僅僅是權力機構，社會組織、群眾也有侵害采訪權的現象。就在新聞出版署舉行發布會兩天后，2月13日，廣西電視臺工作人員在一企業采訪時，衣服被扯破，采訪設備被扣押并損壞;2月17日，廣西電視臺、廣西廣播電視報的3名記者在環保部門執法人員的陪同下前往采訪，再次遭到圍攻，記者被追打受傷;民警趕到現場鳴槍警告無效，也被打傷。

　　當然，落實新聞采訪權的主要指向，還是公權力部門。

　　“其實公職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接受采訪這一點，理應是大家共知且共守的，但現在的現實情況比較復雜，所以有必要加以規定。將這種精神反映在記者證上肯定是有好處的，這與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的報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一種呼應。”陳力丹認為，作為公民，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記者的采訪;作為國家機關的公務員，應當接受采訪，特別在關涉人民的重大利益的時候，尤其有義務向公眾作出解釋。既然記者是服務于公民獲知需要的社會專業人員，那么，接受記者采訪對國家機關和其工作人員來說，是一種責任。

　　總署的新政能夠落實嗎?

　　由于“無正當理由不能拒絕采訪”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而作為國務院的部門要求又沒有明確實施、處分單位和處分依據，不少人士對新聞出版署的新政還持觀望態度。

　　首先對于何謂“無正當理由”，大家表示不好理解。

　　陳力丹說:“究竟什么情況算作無正當理由?面對重大突發事件，官員有義務有責任必須面對公眾，但如果是正常工作狀態，記者去了要求采訪，對方完全可以以工作繁忙為借口拒絕采訪。如果要提升它的法律效力，新聞出版總署發個紅頭文件可能要比反映在記者證上更管用。”

　　展江也表示，新聞出版總署把這項條款反映在記者證上，或許只是它的一個部門規章，它的法律效力很低，和《憲法》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他進而發問:“什么情況下才是‘無正當理由’?既沒有界定，也沒有仲裁，具體操作起來就會有困難，需要進一步細化規則。”

　　其次，對于那些拒絕采訪的單位，應該采取什么處罰措施?記者被打了，誰來保護如何保護?這也是不明確的。這讓人想起我們的機構動輒說的那句話:誰違反了，“將負法律責任”!這是難以落實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劉仁文研究員說過，“將負法律責任”這樣的說法違背了法治社會的行為可預期性原則。“法治社會要求國家的法律明示公民，何種行為可為、何種行為不可為，以及一旦違反某種不可為的規范將帶來何種后果”，如無從推斷出違反“不得”的禁止性規定后將面臨何種處罰，又怎能期望公眾明了法律的內容呢?再者，它給恣意執法提供了可乘之機。立法者留下這樣的“口袋”，使執法的空間和彈性變得不可捉摸。一旦執法需要，執法者就可以憑此作為法律依據，對有關的法律作出擴大解釋，使那些平時無法或者不需要處理的行為受到不公正的追究。它還給法律適用帶來了難題。立法者為什么不明確規定某種行為的法律責任呢?無疑是在這種情況下，設計起來難度大。

　　由此看來，新政是好的，但能否收到好的效果，還要觀察。我們希望，它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的開端。（王守泉　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