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警方公布看守所內有在押人員因為“躲貓貓”一類的捉迷藏游戲而死后，網民調查團成為超越案件本身的熱點。然而在經歷尷尬的調查后，網民鎩羽而歸，真相并未大白。這些質疑案件的網民代表，反成遭質疑的對象。(2月22日 京華時報)

　　“躲貓貓”事件發生后，曾被眾人寄予厚望的網民調查團，一度被認為是輿論監督的破冰之旅，希望藉此助推突發事件的信息公開。然而，其做出的“沒有結論的結論”令人失望不已，調查團滿腔熱情的努力被看作是一場鬧劇。甚至，就連調查團成員本身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這樣的結果確實令人尷尬，不過這樣的尷尬似乎卻又早就埋下了伏筆。

　　調查報告出爐后，網民調查團成員的身份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很多人質疑他們有當“托”的嫌疑。不過，在筆者看來，調查團成員具體從事什么職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發現疑點，小心求證？令人遺憾的是，調查團自身也承認法律知識的欠缺，乃至于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可以被警方輕易化解，進而順著警方的思路步入下一個環節。如此“一唱一和”的表現，怎能不使人感到疑慮？這樣單純的“提問回答”形式，與官方“新聞發布會”究竟有什么不同？充其量，不過是警方的一次預演，網民調查團只是獲準提前進入會場的群眾。

　　實際上，面對諸如“躲貓貓”之類的突發事件，探究其中真相不僅僅需要滿腔熱情，更重要的是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先天不足”的網民調查團注定難當大任。由此自然引出下一個問題——調查團面向社會公開征集網民代表，以網民人數之眾，關注熱情之高，從中選出具備一定專業素養的網民應該并非難事，為什么最終只是挑選了數位能力有所欠缺的代表？雖然名為“網民調查團”，但僅就此次調查所體現出的能力來看，未免有些名不副實。當很多人紛紛對調查報告表示不滿的時候，何嘗不是對調查團的能力表示質疑？

　　據云南省宣傳部副部長伍皓解釋，調查團主任、副主任的產生是根據報名順序，其他成員則是挑選網絡知名度和影響力較高的網友。顯而易見，無論組建調查團經過了哪些程序，具體人員的配備都是“官選”而不是“民選”。僅就這一點來說，調查團的成立過程本身就給人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其不盡如人意的調查報告引來大面積質疑，也就是在情理之中。

　　在調查過程中，組織者表示決不干涉調查團的行動，調查組成員也以“在相對獨立的前提下、獨立完成調查”為榮。但是，此次調查到底得出了一種什么樣的結果呢？僅就此事而言，要想客觀獨立地完成調查，必須獲得司法授權，只有這樣才能要求警方提供證據配合調查。當所有部門無一例外表示“不干涉、不參與”的時候，實際上也已經拒絕向調查團提供任何幫助。因此，警方才會以違反法律制度為由，拒絕向調查組提交與本案相關的實質性內容，調查組也只能在報告中感嘆：“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擁有法律資源的執法司法部門。”

　　從這種意義上說，未經司法授權而進入看守所調查的行動本身就是一出鬧劇——調查團成員像普通參觀者一樣通過層層檢查，像參觀者一樣認證聽取警方的講解，小心翼翼地不時提出一些自己的問題，像參觀者一樣在活動結束之后一絲不茍地記錄行程，抒發感想……當一切實質性內容都以各種理由向調查團關閉大門之后，他們究竟能得出什么樣的調查結果？即使調查團不是所謂的“托”，也沒有熱衷于配合“作秀”，與普通參觀者別無二致的他們，到底能給我們披露怎樣的真相？我寧愿相信網友調查團的態度是認真的，但他們的態度越認真就越足以顯示出其過程的荒謬。

　　此事過后，有人感嘆“網民的力量只存在于網絡”，筆者卻認為網民的力量遠未充分發揮出來——“網民自主調查”的表態看起來很美，實際上卻逼迫未經授權的調查團只能隱匿于互聯網。網友調查團的從無到有是一種進步，但是抽掉了實施監督的制度內核之后，其所能留下的只是一件國王的新裝。令人感到沮喪的是，披上這件新裝的只是網民，而且還是以響應網民呼聲的名義由我們自己親自動手披在身上。(作者： 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