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一代，大多以為電視是與生俱來的；“90后”一代城里人，大多不能想象用蜂窩煤燒飯，更勿論“旋斫生柴帶葉燒”的景象，新世紀出生的孩子則會認為人活著就該用電話電腦。而在中國內地大城市，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居民住宅區，保安站崗守門已是尋常風景，仿佛天經地義，不如此就不成體統了。久居海外的一位朋友說，帶他8歲的兒子回祖國，那小子不解中國國情，滿臉疑惑地問老爸：為什么中國到處都是警察？因為他只見都是制服，搞不清警察與保安有什么區別。

　　這次廣東省“兩會”期間，有位人大代表議及廣州市的整頓機關作風時，建議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到機關“微服私訪”。朱書記笑答道，這個想法沒有可操作性。可不是嗎？市委主要領導，大家在電視等媒體上早已熟悉，要別人認不出只有化妝。如果他化妝成泯然眾生，他也就像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一樣，要被門口的武警或保安擋住，進不了機關大院。若非如此，這位提建議的人大代表何不自己去“私訪”？曾記得，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應一位家長之請，亮明委員身份“闖”省教育廳反映情況受阻，一時成了羊城的熱議新聞。雖然孟浩委員的行動當時得到省政協的明確支持，但這次政協會議上，有關發言人還是說，希望委員們還是集體活動。代表、委員組織集體活動當然好，不僅不會受阻于機關森嚴的門禁，還會得到熱情接待，但這樣的“視察”就很難不是“走過場”了。

　　從孟浩的遭遇，我自然想到了不久前的云南之行。《南方周末》1月14日報道了“奇官”羅崇敏，主要講他擔任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書記時的改革嘗試。這次我到昆明，順便到云南省教育廳，想看看羅崇敏調任教育廳長后，對教育改革有什么新道道。給我第一，也是最深的印象是，這個管理從幼兒園到各大學占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衙門”，居然沒有警察或保安站崗。就像賓館一樣，大廳一側有張桌案，后面站著一個姑娘，據介紹那是進行“首問”服務的工作人員，職責是給來辦事或訪問(“上訪”這個居高臨下意味的詞一聽就討厭)的人指點門徑——該到幾樓找哪個部門。

　　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廳辦副主任告訴我，去年七八月間，教育廳門口的場地由停車場改造成小綠化廣場之后。那正是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滬上襲警案惹得議論紛紛時，屬地派出所和省里的保安總隊本能地不同意教育廳撤去門崗。那么，撤了之后呢？答案是，半年多來，治安、工作秩序等等什么問題也沒有發生，也沒聽說哪層樓哪個辦公室的東西因而被盜了。但是來辦事的，從普通教師到大學校長，都說這樣好。以前不管誰來了，都要說明來由后，出示身份證先登記。據說有老教授和現任校長，此前都曾因忘了隨身帶身份證而被留難。廳辦副主任對我說，其實政府機關本來就不該搞得戒備森嚴，“以前我在報社到悉尼去考察時，內急了別人指點我到市政府上廁所，誰也沒問我來干什么。”當然，中國的國情不同，有些機關和部門的門禁，現在需要嚴一些；但是沒有必要家家都用警察或保安設崗吧。至于登記身份證，羅崇敏說，我們可以逆向思維：真正有心搞事的人，他完全可以用假身份證登記，因此登記身份證純屬多此一舉。

　　去年秋天我到臺灣，看到臺北市政府大樓只有兩個石頭獅子站崗，一樓大廳任進出，設有市民咨詢窗口和公用免費上網間。宜蘭縣政府大門口設有專為殘障縣民服務的窗口和人員，大廳里有志愿服務者協助來訪人。記得1982年夏，我畢業被分配到武漢市青山區政府工作，那些年區委區政府機關大院也根本沒有門衛，只有“門房”(正式的名稱叫傳達室，也就是收發報刊信件，給來訪者指路)。我們是如何演變成遍地保安情景的，值得研究，但有兩條可以肯定：第一，不要門衛，只有“門房”服務，才是正常、和諧的社會情境，切莫習非成是，以為不設門衛不行。第二，事實證明，并不是每個衙門都要“制服”來站崗警衛，因為絕大多數民眾還是可以信任的。(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