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起案件，在法律上定性，或許并不復雜。它帶給我們更多的，則是對生命、倫理的思考。安樂死問題，也再次成為公眾議論的熱點。

　　安樂死在我國一直是個禁區，也為法律所禁止。1986年，陜西漢中人王明成因不忍已到肝病晚期的母親遭受病痛折磨，要求醫生為她實施“安樂死”，其母成為我國“安樂死第一人”。王明成和執行醫生蒲連升后因故意殺人罪被捕。6年后，此案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復，才宣告他們無罪。命運多折騰人，到了17年后的2003年，時年49歲的王明成又不幸患了胃癌，而且已到晚期，痛苦無比，多次向醫院要求“安樂死”。可惜“蒲連升”不再有，醫院明確拒絕了其請求，最后王在痛苦中掙扎多日后故去。

　　目前絕大多數國家，未認可安樂死的合法性。生命權是基本人權，雖然生命權為自然人個人享有，但是具體討論到人是否有權結束自己生命的問題時，分歧和爭議便出現了。意大利女子埃魯娜·恩格拉羅1992年遭遇車禍成為植物人，17年來完全靠食管維系微弱的生命。埃魯娜的父親貝匹諾·恩格拉羅上周明確表示要結束女兒“痛苦的人生”。意大利最高法院直到去年11月才作出最終裁決，同意停止為埃魯娜進食，但貝匹諾直到2009年2月3日才找到愿意為女兒實施安樂死的醫院。最終，這家名為“安樂”的醫院于6日拔掉了埃魯娜的進食管。預計15到20天后，埃魯娜的心臟將停止跳動。然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卻救“魯”心切，他于6日發布了一項緊急行政命令試圖阻止埃魯娜的安樂死，但總統納波利塔諾表示該命令干預了司法，不符合憲法的“根本準則”而拒絕簽署。

　　在我國，拒絕安樂死更多是緣于對這種人為宣告結束他人生命制度的恐懼，擔心會出現借安樂死之名行故意殺人之實。其實，從上述意大利埃魯娜案件中可以看出，對特定公民實施安樂死是有嚴格限制的，借鑒各國先例大約必須嚴格符合幾項:一是病人所受的痛苦必須是“無法忍受的”、“無窮無盡的”，病人已經“厭倦了生活”;二是“安樂死”必須是病人(或近親屬)經過慎重考慮后自愿提出的請求;三是醫生和病人還必須確信，除了“安樂死”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除病人的病痛折磨;四是病人的主治醫生還必須就病人的要求至少征詢另一位同行的意見，“安樂死”的實施方法在醫學上必須得當;五是經過最高法院或權威機關的批準;六是有愿意實施手術的醫院。如此苛刻的條件和嚴格要求的監督，安樂死并不像普通公眾想象的那樣，一個人可以隨意剝奪民眾的生命，成為新型的犯罪手段。

　　文某是否真如胡菁家人猜測的那樣，是為了甩掉包袱而故意殺人，司法將會給出答案。不過，盡管當前的安樂死司法上以故意殺人定罪，但量刑上較一般故意殺人要輕得多(蒲連升案可資鑒證)，卻是事實。如果上述猜測最終得到司法確認，那么，安樂死成為殺人借口和逃避責任的幌子，就很值得深思。（王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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