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大省正視煙草問題

　　2月24日，2009年中央補助地方煙草控制與健康素養項目在昆明啟動，這是云南省執行這一項目的第3年。

　　云南是煙草種植、生產、加工、銷售和消費的大省，控煙工作在云南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不久前召開的云南省兩會上，11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的14件有關控煙的建議和提案，得到了眾多代表委員的支持，40多人在這些建議和提案上簽名。

　　建議和提案的內容涉及“制定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條例”、“在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中加強吸煙危害的教育”、“在迪高廳／卡拉OK廳／網吧內禁止吸煙的建議”、“創建無煙衛生機構”、“煙草產業模式轉型”、“建立控煙履約工作領導小組”以及“敦促云南省煙草企業履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關于煙盒警示語的建議”等。

　　專家認為，在一個以“煙草經濟”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大省，代表委員的這一行動，顯示出了莫大的勇氣。這些建議和提案涉及內容之廣之深，代表、委員附議人之多，在“煙草大省”云南是從來沒有過的。代表委員面對問題、接受挑戰、承擔責任的做法表明，提高公民健康、反思公共衛生政策中的不足，已經從專家行為轉變為公眾行為，控煙也從主觀感受變為了一種集體意識。

　　記者發稿前獲悉，殷紅、呂昭萍等多名政協委員關于呼吁在各級各類衛生機構創建無煙環境的建議，已經引起了云南省衛生廳的重視，目前，云南省已決定今年內將在全省建20個無煙衛生機構。

　　公務員應帶頭禁煙

　　當聽說有40多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有關控煙的建議和提案時，云南省政協委員、大理州水利局副局長周明華顯得有些激動，他意識到，他的“一個人戰斗”已經結束了。

　　與往年一樣，周明華此次帶來的提案依然是《關于制定云南省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實施條例的建議》，這是他第3次在兩會上提交這一建議。他最早次提出這一建議是在1995年他擔任云南省第八屆人大代表的時候，原因是“害怕每次開會屋里煙霧繚繞”，“不僅縣鄉村的會議上大家吸煙，就連省里的兩會分組討論時的小會場吸煙也很厲害”。

　　“家里人只要一聞到我身上的煙味，就知道我今天又開會了。”周明華說：“我妻子總說，電視新聞里的會議場面怎么老有領導吸煙的鏡頭，記者就不能拍點領導不吸煙的鏡頭？”

　　周明華把妻子的話轉給一位電視臺的攝像記者，這位記者一聽就苦笑起來。他說：“這可不太容易。”

　　盡管周明華兩次在云南省“兩會”上提議禁止在公共場合吸煙，但承辦機關對他建議的答復是，“建議很好，但條件尚不成熟，等條件成熟后再頒布實施”。

　　讓周明華欣喜的是，這次兩會，立法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成為眾多代表委員重視的話題。

　　省政協委員、云南省衛生廳副廳長徐和平就向大會提交了一個《關于云南省重點場所創建100%無煙環境、重點人群率先不在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吸煙的建議》，她所說的“重點人群”是指“政府公務員、醫生和教師”。

　　“控煙取得成功的國家有經驗表明，這3類人群是控煙的關鍵人群：公務員代表了政府形象，其行為對公眾有很強的示范作用；教師為人師表，言傳身教；醫護人員救死扶傷，直接承擔與吸煙相關疾病斗爭的責任。”徐和平說。

　　她認為，云南是煙草種植、生產、銷售、消費的主要地區，吸煙和被動吸煙現象十分普遍。其中，政府機關、醫院和學校等公共場所吸煙狀況和公務員、醫生、教師吸煙行為均不容樂觀，云南省健康教育所2008年對云南省重點人群煙草流行監測數據顯示：男性公務員、醫生、教師的吸煙率高達48%，但對煙草對人體產生危害的具體知識知曉率偏低。但調查同時也顯示，云南公眾對政府、醫院和學校三類重點場所禁煙的支持率分別為：80.8%、87%、83.7%。

　　云南民族大學教授楊國才等20多名人大代表也聯名提交建議，他們認為：“制定全省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的地方性法規的時機已經成熟”。

　　代表們在建議中說：實踐證明，一旦有明確的立法，公共場所禁煙就能夠得到很好的遵守。《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頒布以來，全世界已有兩億人受到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100%無煙空氣法案的保護，而且人數還在迅速增長。愛爾蘭、烏拉圭等地區和國家的實踐也證明，無煙法律受到公眾的普遍歡迎。我國部分地區如香港、北京、上海、江蘇等已根據《公約》制定了新的公共場所禁煙法規，也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和遵守。如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了“無煙奧運”。

　　早在2002年時，昆明市政府就頒布了《昆明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管理辦法》。該辦法對遏制昆明市公共場所吸煙起到一定作用，但代表們認為，由于該辦法制定于《公約》通過之前，因此，法律位階偏低，實施范圍狹窄，難以達到《公約》的要求。

　　因此，代表們呼吁，“云南省應順應民意，為保護全省公民的健康和生命作出積極努力，把制定《云南省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實施條例》列入2009年云南省人大立法日程”。

　　2007年，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潞西市創建了云南省首個無煙市政府。該市不僅制定了《潞西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控煙綜合干預項目實施方案》、《潞西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控煙工作計劃》和《潞西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控煙工作制度》，還在政府辦公大樓內張貼了“請不要在我面前吸煙”、“創建無煙環境”以及“無煙工作室”等宣傳品；辦公大樓內設置“吸煙區”和“吸煙室”；會議室、辦公室內一律不得擺放煙灰缸；政府辦專門配設一名“無煙場所監督員”，為加大禁煙和監督力度，監督員經常不定期地對各辦公室、會議室以及無煙區進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而與此同時，紅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個舊市工商局也創建了云南省首個無煙政府辦事機構。該局在局機關4樓設立了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露天吸煙區，不在指定地點吸煙的人要給予一定處罰；工商局在辦公室、會議室、辦證大廳等工作場所不設煙具。據工商局的職工透露，該局局長本來是個老煙民，但他仍然毫不猶豫地采納了建設無煙單位的建議。

　　“一個機構中，領導的態度決定了每件事的方向。領導者對于控煙的認識不夠，必將導致該場所禁止吸煙的執行力度不足。”楊國才說：“經驗證明，沒有哪個單獨的政策能夠完全解決煙草問題。如果沒有立法，控煙政策就不會取得最大效果。”

　　健康教育課并未有效預防青少年吸煙

　　對政協委員、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董事長蘭靖來說，他最關注的是青少年吸煙危害的教育問題。

　　不久前，蘭靖收到朋友發來的一封郵件，郵件是一段從“新浪網互聯星空播客”上下載的錄像：一個兩歲多的男孩熟練地用打火機點燃一支煙，然后深深吸了一口。他那副“老煙槍”的樣子逗樂了周圍的人，而他的監護人非但沒有制止，還開心而得意地看著男孩笑。男孩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下吸完了那支煙。顯然這是一個有較長吸煙史的兩歲男孩。

　　這段錄像如重錘一般敲在了蘭靖的心上。政協云南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開幕當天，蘭靖就向大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在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中加強吸煙危害教育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寫到：“我國吸煙者的年齡正呈現低齡化趨勢，加上被動吸煙人數，廣大青少年依然生活在煙草的有害煙霧之中。據估計，全國范圍內現有青少年吸煙者約1500萬，嘗試吸煙者不下4000萬，二手煙受害者高達6500萬；云南省的調查發現，學生中吸煙率和嘗試吸煙率都很高，而且最早嘗試吸煙的年齡甚至是在學齡前。”

　　昆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師生在昆明的6所中學和玉溪的4所中學的調查支持了這一說法。

　　調查顯示，被調查的昆明中學生的總吸煙率為3.2%，其中初一為0.9%，高一5.5%；玉溪的總吸煙率為6.4%，其中初一6.6%，高一6.3%。調查發現，玉溪地區中學生嘗試吸煙率及吸煙率高于昆明地區的學生，昆明中學生嘗試吸煙率為35.8%，而玉溪則為52.9%。被調查的玉溪地區中學生嘗試吸煙的平均年齡為9.50歲，而嘗試吸煙年齡高峰的前三位依次為：12歲、10歲和8歲。調查顯示，嘗試吸煙的年齡最小為1歲，最大為17歲。研究者認為，該地區中學生嘗試吸煙較早，可能與玉溪市是我國重要的煙草生產基地有關。煙草產業是該市的主導產業，中學生日常生活中比其他地區中學生更頻繁接觸到煙草的相關信息。

　　兩個地區的學校數據表明，學生們大多是在上學或放學路上與朋友或同學吸的第一只煙，也有的是在自己家里獨自吸，另有一部分人是和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吸的第一只煙。許多學生吸第一支煙的原因是“好奇”、“跟別人學”和“不好意思”。

　　“大多數吸煙者吸煙時間開始于青少年，而并非成年。很多國家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時期是形成吸煙習慣最關鍵的時期，經常接觸煙草的青少年在其成年后更有可能成為吸煙者。”云南省著名公共衛生專家、昆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李曉亮說，大約11歲左右這段時期，被認為是最危險的煙草嘗試期。這個時候，從小學高年級升入中學的學生，突然成了中學里年齡最小的學生，面對的都是更成熟、更高大的同伴。環境的壓力使許多孩子想很快找回自信并建立新的同伴關系，他們會愿意嘗試任何使他們看起來自信、“酷”、像成年人的東西，有時他們會誤以為，吸煙能使他們從小孩的形象中擺脫出來。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雖然學生們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對煙草危害的知識卻知之甚少。對“一氧化碳”和“刺激性物質”等煙草中所含的致病物質幾乎一無所知。學生們比較熟悉的是煙草會導致呼吸道疾病，但對其他危害了解甚少。大多數學生同意吸煙“會對別人造成不良影響”、“是一種不好習慣”，但并不認為吸煙是不文明的表現，而是“消遣”、“提神”或“進行社會交往”。

　　而另一個讓人擔憂的現象是，昆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在昆明、曲靖、楚雄3市的調查顯示，學生買煙很少有被拒絕的情況。在被調查的304名小學生中，只有14人被拒絕過；被調查的301名中學生中，只有9名被拒絕過。

　　李曉亮指出，幾乎所有的煙草使用都發生在高中畢業以前，這表明如果青少年時期能遠離煙草，他們中的大部分在今后的工作和學習中將不會再使用煙草。因此預防和控制中小學生吸煙對控煙活動有重要意義。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全港15歲至19歲的吸煙青少年比例從2005年的3.5%下降至最近的2.4%，可見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控煙措施是可以收到成效的。

　　“雖然調查顯示，學生獲得吸煙與健康知識的途徑以學校教育為主，但是現行的健康教育課設計卻很難擔負起預防校內青少年吸煙的責任。”蘭靖說，在2008年12月1日新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分5級水平對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進行健康教育，要求每學期應安排6-7節學科教學課時，并與其他課程相結合，用多種形式開展健康教育。但從《綱要》規定的內容看，涉及吸煙危害的內容較少，不但總課時過少，還有可能被其他課程擠占，而且也沒有專門講解吸煙危害的課時。

　　昆明市外國語學校的老師證明了這一說法。一位初二年級的班主任說：“學校沒有配套的健康教育教材，我手頭只有一套四五年前云南省教育廳編寫的《心理健康教育》，里面有一些關于吸煙有害健康的內容，但知識陳舊，內容少。學校要求老師們利用生物課、政治課、班會等向學生講授關于煙草有害的知識，這樣算下來，平均每學期有2-3節課。”

　　老師們都抱怨：“每個班都有吸煙的學生，固定抽煙的學生至少有3-5人。老師為了學生抽煙的事很煩惱。學生吸煙問題占用了老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對于蘭靖提出的“在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中加強吸煙危害教育”的建議，教師們都表示了極大的支持。“利用已有的健康教育課，在中小學生中加強吸煙危害教育，是一項低成本高產出的健康促進活動，不僅有利于青少年健康行為的養成，減少青少年暴露于煙草煙霧的可能，也有利于家庭、社會無煙環境的建設。”一位老師說。

　　醫生為什么也吸煙

　　醫院里的吸煙問題，也是此次代表委員最關注的問題。

　　殷紅、呂昭萍等多名政協委員都向大會提交了創建無煙機構的建議。殷紅在《關于呼吁在云南省各級各類衛生機構創建無煙環境的建議》中說：“國際成功控煙經驗表明，如果醫生的吸煙率高，普通人群吸煙一定處于上升趨勢，只有在醫生吸煙率下降的情況下，才會有全人群吸煙率的下降。包括醫院、疾控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在內的各級各類衛生機構，承擔著公民健康的大任，理應在創建無煙環境中率先垂范，為其他部門和機構做出榜樣。云南省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在開展創建‘無煙單位’的活動，但執行情況不容樂觀。大多數衛生機構仍然游離在無煙環境之外，沒有開展‘無煙單位’的創建；在部分創建‘無煙單位’的單位內，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仍然有大量的吸煙現象存在。”

　　2008年10月，昆明的一些控煙志愿者對昆明市主城區的省、市、區、社區四級醫院中8家醫療衛生機構的調查發現，沒有一家醫院完全符合無煙醫療衛生機構的標準，8家醫院都存在同樣的問題：醫院所屬區域禁煙標識不明顯、醫務人員在院內吸煙現象較為普遍、院內小賣部卷煙銷售位置明顯等。由于不少醫院人員擁擠，通風條件很差，8家醫院的空氣質量都很糟糕。特別是住院部，患者擁擠。即使這樣，醫院住院部的公共區域、醫生辦公室、及院內公共區域等都能看到醫生和患者家屬吸煙的情況，醫院垃圾桶里，煙頭隨處可見。

　　研究者們發現，公眾對醫生有一個最大的疑問，那就是，醫生明明知道吸煙有害健康，為什么還繼續吸煙呢？

　　2008年，由中國疾控中心、北京協和醫院、紐約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共同開展的“邁向無煙中國”控煙項目“基線調查報告”顯示，醫務人員中男性吸煙的比例為45%-55%之間，被調查的對象70%非常同意“醫務人員不應該當著病人的面吸煙”，50%以上的調查對象非常同意“醫務人員應該帶頭不吸煙”、“醫務人員不應該在醫院院子里任何區域吸煙”和“醫務人員應該勸阻吸煙”。

　　調查還顯示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醫院負責人對醫務人員吸煙的態度并沒有高于普通醫務工作人員，甚至還比他們低。對于“醫務人員應該提供戒煙服務”，醫務人員的意識并不高，尤其是醫院負責人的贊同比例不足40%。

　　對于這一點，控煙專家和一些患者都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雖然醫生們的很多時間都用于治療因吸煙所致的患者。但是醫生在給病人處方的醫囑里，第一條從不寫‘請戒煙’。患者吸煙跟醫生沒關系，生病了才和醫生有關。”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戒煙門診專職醫生賴翔說。

　　調查顯示，云南公眾支持醫院禁煙的比例高于對政府和學校的支持。“由于醫生在健康方面的建議比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因此在控煙行動中，醫生處于尤為有力的地位。”政協委員、昆醫附一院風濕免疫科醫生呂昭萍說。(本報記者 張文凌 《中國婦女報》記者 梁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