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破除的利益“共同體”

　　“我國現行的問責方式主體比較單一。國際經驗表明，有效的官員問責需要問責主體多元化，需要立法機關、新聞媒體、社會團體、社會公眾參與問責”，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龔維斌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隨著互聯(lián)網的普及以及新聞媒體輿論監(jiān)督力度的加大，公眾參與對官員的問責越來越多，推動了對事件的查處和對失職瀆職官員的責任追究。但是，從總體上看，現在的問責制，更多的還是停留在黨組織和行政系統(tǒng)內部自上而下的問責上，立法機關、社會團體、社會公眾參與問責的廣度和深度不夠。”

　　“長期以來，我國治國基本靠出臺紅頭文件，在具體落實當中，很難把一個責任通過法規(guī)規(guī)范或法制的形式，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層面”，中央黨校黨建部張希賢教授認為，“因為沒有一個法制上明確的權責規(guī)定，一旦出問題，就找不到具體責任人，而且哪一級干部應該擔當多大的責任，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guī)定，全憑著上級黨政機關來界定。”

　　“由于我國官員問責大都指向基層、底層的下級官員，導致出了問題之后，沒有人會主動辭職，而出問題的官員也確信上級會保護自己，導致問責達不到真正的效果”，齊善鴻教授表示，“為了應付輿論和更高層的政府，承擔問責責任的機關，通常會拋出一些最底層的官員。這樣不合理的責任承擔機制，生成了官場不負責任的文化。”

　　“一般由各級的最高行政領導確定是否要問責、力度如何、什么樣的人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毛壽龍教授認為，“領導重視了，問責就進入實踐，其力度也大。一旦領導有其他考慮，問責就會退而變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時候甚至是停止運作。行政性問責的這些特征使得問責實踐往往很不穩(wěn)定，并富有爭議。”

　　期待問責制瓶頸的突破

　　針對官員問責中存在的缺陷，受訪專家認為，應重點設置責任追究制的范圍和方式，將國家現行的多種責任追究制鏈條有機地聯(lián)結在一起，使官員問責制更具有系統(tǒng)性和可操作性。

　　“我國官員問責體制還處在粗放型階段，要解決這個問題，僅在技術上完善行政性問責還不夠，關鍵要從行政性問責走向程序性問責”，李成言教授認為，“通過追究官員確實應承擔的責任，促使官員合法、正當地行使手中的權力，使行政機關和公務員真正負起責任。對官員的問責應科學化、法制化，誰應當負責任，應當負責任到什么程度，要有一個量化的、具體的規(guī)范。”

　　“我國官員問責制度需要和崗位分析、紀檢監(jiān)察、審計等結合起來，要與績效評估結合起來，完善有關法律法規(guī)，做到規(guī)范問責、依法問責、科學問責。一要科學設定崗位職權和應承擔的責任，二要制定和履行規(guī)范細致的問責程序”，龔維斌教授認為，“還要把問責制與開展績效評估結合起來。績效評估是實行問責制的前提和基礎，有了績效評估的結果，官員問責才有可靠的依據。同時，把官員問責制與責任評估結合起來，一要科學地評估事故或事件后果的嚴重程度，二要科學地評估相關領導干部應該承擔的責任。也要防止簡單地從政治上問責，忽略了對真正原因的分析和研究，喪失了通過查找原因舉一反三、改進工作的機會。”

　　“應該盡快確立以憲法、法規(guī)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為問責制宗旨，貫徹有權必有責，問責與責任相適應的原則”，齊善鴻教授認為，“目前應抓緊制定有關政治和道義層面問責制度，以此彌補紀律和法律追究的空當或不足。道義問責是前提和基礎，也是追究責任的一種快速反應方式。同時，完善檢討、道歉、請辭、免職等問責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確事件發(fā)生后立即啟動政治道義問責程序等。”

　　“在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僅強調行政問責還不夠”，中國社科院尹韻公研究員對本刊記者說，“因為問責是問公權力運行之責，范圍依法應包括一切掌握公權力的機關單位，如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公共事業(yè)管理單位領導干部等。”

　　“目前我國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各種規(guī)范性文件對各種官員違紀行為的處分方式、處分權限和程序都作出了規(guī)定”，北京市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在更為完備的規(guī)范出臺之前，切實加強現有規(guī)則的執(zhí)行力度很有必要。人大應當充分發(fā)揮對官員問責的監(jiān)督作用。同時，應當充分保障對官員問責自下而上的群眾監(jiān)督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