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關注就是公眾關注，對媒體開放就是對公眾開放。兩會的媒體開放日就像打開了一扇窗，讓各個省份有了介紹展示自己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機會，也讓公眾對兩會的了解有了更寬的渠道。"以前真是你覺得他神秘，他覺得你恐怖"，現在政府和官員對開放日的作用認識越來越清晰了。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代表團對所有的問題都能不回避。相反，對于一些敏感問題，一些代表團對媒體還是有些"躲閃"。

　　喻國明教授認為，兩會的開放要制度化。"因為記者的采訪并不僅僅代表媒介的利益，更是代表百姓的知情權。"

　　廣東的幽默河北的耐心

　　當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用普通話發表意見時，54歲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對他說：“您這普通話一說，廣東人聽不懂，北京人也聽不懂。”此話一出，比汪洋大7歲的歐廣源與全場130多名記者一起被逗樂了。

　　這輕松的一幕，發生在6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廣東代表團的開放日上。

　　并不是所有代表團的開放日都這樣輕松。同日，河北代表團在開放日遭遇了日本記者的糾纏。在一個多小時的采訪活動中，包括河北省常務副省長付志方在內的多位代表，耐心地回答日本記者提出的各種刁鉆的問題。

　　在會后，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王義芳被日本記者圍住，王義芳又再次耐心地重申自己的觀點：“河北鋼鐵集團并沒有承包問題餃子。”

　　3月6日、7日，舉行媒體開放日的各地代表團有20個之多，其中包括頗受境外媒體關注的西藏自治區。

　　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在博客中提到，西藏團的開放日上，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幾乎傾巢而出，西藏官員表現出的姿態也讓人驚訝，“向巴平措(自治區政府主席)說起話來，就像一個耐心極好的老師，而去年‘3·14’事件之后的那場記者會上，他是嚴厲無比的。”

　　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王德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這些年，各代表團開放日發生了不少變化，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開放了。“前幾年開放的團比較少，都是大會選擇幾個團對媒體開放，現在除了解放軍等個別代表團，其他都至少對媒體開放一次。”

　　山東團一位新聞官向本報記者介紹，大會要求每個團至少開放一次，但具體怎么組織，什么時間、什么形式，則由各代表團自己決定。

　　“開放日發展的趨勢是開放的次數越來越多，參與的媒體越來越多。”這位新聞官說。

　　提問時間30分鐘

　　今年的兩會還在進行中，尚無數據統計。根據媒體去年報道，2008年兩會新聞中心副主任、外國記者組組長田琦曾表示：“2008年的兩會對外開放團之多、之全面是歷史上第一次，采訪環境也更加寬松。開放團組每次討論結束后，都留30分鐘作為媒體提問時間。”

　　根據有關規定，會議審議和討論期間，代表和委員以外的人員不可以發言打擾。

　　半小時的提問時間，是兩會開放日給王德軍“最明顯的一個變化”，他對本報記者說：“以前的代表團開放日，記者只是可以去聽代表們審議報告，想采訪哪個代表就得靠自己去堵了。”他認為這也是近兩年的開放日總會吸引大批記者到場的原因。

　　在6日廣東團的開放日上，到場的國內外媒體多達90家，記者130多人。聽到這個數字時，現場一位香港女記者驚訝地吐了下舌頭。

　　這一數字并不是這兩天最多的。5日下午，江西團的開放日同樣吸引了眾多記者，據報道，有97家媒體、140多名記者到場采訪。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成為被提問的熱點人物。

　　雖然代表團人數不到20人，同樣在6日舉行開放日的海南代表團，亦吸引了來自45家媒體66位記者的到來。

　　路透社記者白俊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外媒非常歡迎開放日這一形式，“可以集中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提出來。”

　　一些代表團對于記者的敏感提問也不回避，參加貴州團開放日的一位記者說，提問是隨機點的，記者問的問題也很尖銳，一上來就問“甕安事件”，而省委書記石宗源對問題毫不回避。

　　一面紅色展板

　　3月7日上午是浙江代表團的開放日。在中苑賓館一樓的觀苑廳門口，浙江代表團擺放了一面巨大的紅色展板，展示浙江省近年來的各項成就。

　　開放日不僅給了眾多中外記者采訪的機會，也逐漸成為各代表團展現自己的舞臺。

　　浙江代表團開放日的現場沒有任何保安，這使得現場的每個人都顯得比較輕松，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進行采訪。記者在現場看到，一些代表遇到自己喜歡的“名記”，會掏出數碼相機和他們合影。4位代表還和每一位記者交換了名片。

　　在6日山東團的開放日上，山東省省長姜大明表示，要把更多提問機會留給山東省外媒體。

　　姜大明向在場所有媒體記者介紹了“好客山東”、“山東人游山東”計劃，并說“如果今年‘五一’長假恢復的話，山東各個景點和城市將迎來眾多游客。”

　　在發布會結束后，眾多記者意猶未盡，奔向主席臺，圍在姜大明周圍繼續提問。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各種新聞發布會和兩會開放日的開放狀態，都是值得肯定的好現象，開放日的形式也很不錯。

　　竹立家認為，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公開透明的政府，是廉潔、高效的政府，這樣的政府不怕公開透明，能夠把權力放在陽光下，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而新聞媒體的監督，是人民群眾監督的重要部分。

　　在6日的廣東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汪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先對媒體表示感謝，并稱媒體對廣東的高度關注促進了當地工作。提問結束后，廣東團一位工作人員還不忘提醒記者們：你們手里有一份小冊子，上面有分組討論的地點，你們還可以繼續提問。

　　“計劃內”提問

　　并不是所有的代表團，對所有的問題都能不回避。相反，對于一些敏感問題，一些代表團對媒體還是有些“躲閃”。

　　7日，本報記者在云南團開放日上看到，提問開始前，工作人員給記者發了一份采訪須知，其中一條是“云南日報、云南電視臺的攝影、攝像記者因要保留影像資料，經批準，可以到代表討論區進行拍攝” ，“其他媒體記者一律不得到代表討論區進行拍攝、采訪”。

　　上午11時左右，云南團答記者問開始。本報記者和周圍記者交談后得知，不少云南省外媒體都想提問有關“仇和新政”和“躲貓貓”的問題。

　　不過，現場舉手的記者并不多，但手拿話筒的工作人員和省長秦光榮的配合卻出現了兩次偏差：一次是秦光榮還沒開始點記者，工作人員就把話筒遞給了一位記者；另外一次是秦光榮點了一位女記者，工作人員卻把話筒遞給了前排的一位記者。

　　為了給更多記者采訪的機會，秦光榮專門延長了十多分鐘的提問時間，但幾位關心“躲貓貓”事件的記者仍沒得到提問的機會。

　　同樣的不和諧還發生在四川代表團的開放日上。

　　6 日，《財經》雜志記者李微敖的一篇名為“‘計劃內’提問”的報道出現在網絡上。報道中提到，“坐在第一排的記者，桌前都放著寫有各自單位名稱的標牌——他們大多是官方的主流媒體；第二排的就沒有標牌；再往后，就是站席了。”

　　報道寫到，提問開始后，“我第一個舉手，但主持人點的是坐在前面的官方媒體記者。他拿起桌上的紙條——打印的那種——照著念開來。在他的左右，其他幾家媒體的記者手里也各有一張紙條。”

　　在主持人宣布發布會就要結束時，李微敖“一邊舉手一邊說，‘能不能給后排的我們一個提問機會？’主持人一愣，卻反應迅速，‘對不起，快12點了，時間有限，我們將最后一個問題給這邊的記者——這樣坐在東、南、西、北各方座位的記者都有了。’他所說的‘這邊的記者’，是坐在我對面、仍是第一排的有著桌牌的記者。”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喻國明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來看，對各個團來說，團組的開放已經不是問題，基本上都開放了。但各地政府面對傳媒的心態和能力方面還有很大差異。”

　　對此，竹立家教授也認為，各地在開放日對于媒體的不同態度，也是各地政府運行的水平開放程度的折射。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省份，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對于自身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了解深刻，也愿意通過媒體發現自身的問題，不怕媒體揭傷疤，對于敏感問題也不遮遮掩掩；而有的地方，政府工作存在失誤，在過去的一年里出現過重大的社會事件和問題，則往往不愿意正視，不能夠正確對待媒體，也反映出行政的不透明和政府的信息不透明。”竹立家說。

　　期待開放制度化

　　一位多次參加全國兩會報道的資深媒體人對本報記者表示，以前，對境外媒體來說，都覺得各代表團很神秘，不知關起門來討論什么。現在，開放日就像打開了一扇窗，讓各個省有了介紹展示自己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機會，也讓媒體有更寬的渠道。“以前真是你覺得他神秘，他覺得你恐怖”，官員害怕面對媒體，現在政府和官員對媒體的作用認識越來越清晰了。

　　此前媒體報道，2007年的全國兩會，在公開透明方面便創造了多個“第一”：首次允許境外記者直接聯系采訪代表；首次對外公布各個代表團駐地的詳細地址和聯系電話；首次公布統一發放的各代表團新聞聯絡員電話號碼；首次網絡直播代表團團組審議；首次向境外媒體開放代表團新聞發布會……

　　路透社記者白俊對本報記者說，雖然這兩年兩會給媒體的信息渠道增多了，但在新聞發布、信息傳遞上，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大公報》記者王德軍對此亦有同感，他說，一些開放團組，有的代表委員中途就退場了，等到提問時也找不到提問對象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系主任展江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兩會開放日形式不錯，但還是期待有更大的突破。他認為，社會發展是綜合的發展，開放也應該是綜合性的。“官員作為政府的發言人，對于問題不能回避，如果官員對國內媒體的提問都采取回避的態度，那么對于國際媒體該如何應對？”

　　喻國明教授說，在當今網絡時代，各級政府都要有積極面對媒體的心態，并要能夠承受媒體帶來的沖擊。這也要求新時期的領導干部必須具備敢于面對媒體、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說到底，這不是應不應該具備這樣的能力的問題，而是必須具有這樣的能力的問題。

　　喻國明認為，兩會的開放要制度化。“開放日也好，平時的記者會也好，都要有明確的制度來規定，讓媒體可以自由地去聽會、采訪。因為記者的采訪并不僅僅代表媒介的利益，更是代表百姓的知情權。”媒體關注就是公眾關注，對媒體開放就是對公眾開放。（特派記者 溫濤 高園 楊珂 常新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