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終人散，京外代表委員們將陸續(xù)踏上歸途。溫暖的陽光打在人們臉上，中南海旁長安街邊的柳樹吐出了嫩芽，又一年冬去春來。

　　在這個網絡讓表達門檻越來越低、讓政治參與越來越容易的時代，參政議政已經沒有了會堂的區(qū)隔。在場的代表委員們，不在場的公眾和網友，10天中共同提起了許多話題，發(fā)出了許多聲音，針砭了很多時弊，多少丑惡、不公、謊言被揭露出來，多少平日被視為敏感的話題此時都可以毫無忌諱地討論了。很多人肯定都會有這樣的期待，如果平常也有兩會這樣通暢的表達通道，不平者能找到說理的地方，受害者能及時把委屈說出來，那能減少多少矛盾和沖突，減少多少暴力和以暴制暴？

　　兩會越多政治，街頭越少政治——這是當政者應時刻謹記的真理和格言，當一個社會的公眾能通過“兩會”這樣規(guī)范、安全、合法的制度途徑，暢通表達自己的權利訴求時，他們就會越少地選擇在街頭表達意愿。我所說的“兩會”，不僅指這十天的人大和政協(xié)兩個會議，而是指兩種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前者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后者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是中國人參政議政、行使政治權利、表達利益訴求的兩個最基本制度通道，而不是僅僅每年3月兩場重要的會議。

　　議會是社會的穩(wěn)定器，這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研究專家蔡定劍的判斷。他說：一個有健全代議制的國家，議會都能起到有效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促進社會健康發(fā)展。議會制不健全的國家，政治暴力就在所難免。因為代議機關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包容各政黨、社會各階級、階層人士，他們在代議機關中發(fā)表意見、進行辯論。這種辯論畢竟是在秩序范圍內，受到法律約束的，比暴力斗爭要文明、溫和得多，從而給社會造成的震蕩和破壞也小得多。任何一個社會都充滿著矛盾，現代社會雖然存在著各種解決矛盾的渠道：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集會游行等等，但其中，只有代議民主這條渠道最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

　　如果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xié)商會議這兩個最大的民意渠道能暢通，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公眾的不滿會得到很大排解，從而會大大減少街頭的不滿行動。

　　貴州的石宗源書記對此應有更深的體會。在反省甕安“6·28”群體性事件時，這位從新聞出版署走出來的官員多次強調，要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多方為群眾提供暢通的訴求渠道，使群眾有話有處說，有理有處講，有難有處幫，有效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如何讓群體“有話有處說”呢？我們不是沒有“表達”的制度通道，人大和政協(xié)如果能在日常政治中發(fā)揮像在“兩會”時的積極作用，許多矛盾都會被化解于“可治理”之時，而不致失去控制。

　　許多暴力沖突的根源，就是人被逼得“無處講理”。反思去年發(fā)生的幾起群體性事件和暴力沖突，從貴州甕安到重慶，從云南孟連到陜西，再到上海的楊佳案——許多事件的起因其實很小，甕安事件起源于群眾對一個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的不滿，楊佳案的起因僅僅是一輛自行車。為什么小問題激化成了大沖突？很大程度上就是小矛盾、小情緒、小沖突缺乏暴露和緩解的出口，沒有良性的互動和溝通機制。瑣碎、庸常的日常沖突得不到解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群眾有話無處說、有理沒處講，矛盾激化中一切就陷入不可治理、不可調和的失控狀態(tài)，沖突一觸即發(fā)，演變成群體性暴力沖突。

　　兩會越多政治，就是期待人大和政協(xié)能在日常中有更多的作為，有更多吸納民意、吸納公眾參與政治的機會。就拿云南孟連事件來說，如果當地政協(xié)能早注意到膠農和企業(yè)的矛盾，及時介入協(xié)調溝通；如果當地人大能早注意到民眾對警方和企業(yè)的怨憤，早點對相關政府部門提出批評和質詢，人們還會涌上街頭用拳頭說理嗎？一個地方的人大和政協(xié)越有作為，這個地方的社會也就越穩(wěn)定，代議機關中激烈的爭吵和交鋒，取代了引起動蕩的街頭政治。相反，社會最不穩(wěn)定的地方，人大和政協(xié)往往最沉默、最無為。

　　又一年春暖花開，初春的陽光照在每個人的臉上。政治應該留在會堂中，而不應該打破街頭這醉人的春光和平靜的幸福。槍炮作聲法無聲，這是古羅馬哲人的智慧，這種智慧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延伸就是：兩會越多政治，街頭越少暴力。(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