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提出，對于已發生的欠薪逃匿事件，現行法律無力追責逃匿的企業主。因此，他已提交提案，建議《刑法》增設“欠薪逃匿罪”。(3月12日《新京報》)

　　實際上，增設“欠薪逃匿罪”的提議并非首次出現。只不過始終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因此才一次次“舊話重提”。“欠薪逃匿罪”之所以難產，不僅是因為“惡意欠薪”之難以界定，更是難在欠薪逃匿應承擔怎樣的責任。那么，針對惡意欠薪逃匿，現有的法律法規以及維權途徑又是怎樣呢？

　　我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克扣或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以及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除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額支付勞動者工資報酬外，還需加發相當于工資報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經濟補償金。作為勞動者的“保護神”，《勞動法》是任何用人單位都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是否得到了應有的懲戒？

　　接下來再看維權途徑，如果發生勞動糾紛，勞動者可以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結果應依照規定的期限履行。如果一方當事人逾期不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如果勞動者對仲裁結果不滿意，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如果法院裁定用人單位欠薪而用人單位又拒不執行，實際上就已觸犯了《刑法》第313條的規定，有可能被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

　　看到這里，疑問隨之而來——惡意欠薪逃匿事件屢見不鮮，到底有多少不良企業負責人真正承擔起了相應的法律責任？當身處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費盡周折經過勞動爭議仲裁之后，那一紙寄托著他們無限希望的裁決書是否發揮出了足夠的威力？當很多人都義憤填膺地表示，行政執法和民事訴訟等手段力度不足的同時，可曾想過，這些手段原本就沒有發揮出全部的威力，或是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打了折扣？

　　顯而易見，只有現有的各項法律制度充分落實到實處，才能檢測出其是否對欠薪逃匿具有足夠的殺傷力，以及是否需要進一步增加相應的刑法內容。從這種意義上說，嚴格執行現有規定是增設“欠薪逃匿罪”的前提和基礎，如果做不到這些，“欠薪逃匿罪”不過是一種刑法萬能的立法崇拜，紙上談兵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