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你到哪里去？”這是藏族第一個空姐德央家一代人留下的疑問。

　　德央現在最看重的是家人，想讓爸媽落葉歸根，用多年積蓄在拉薩為父母買了房產。爸媽卻不這么想，雖然待在北京，藏族朋友沒幾個，但回到拉薩，他們的身體已吃不消高原反應

　　本刊記者/孫冉(發自拉薩)

　　飛機翔臨拉薩之前，藏人們覺得沒有比布達拉宮和神山岡仁波切更高的地方。

　　1956年，第一次，飛機從外面的世界降落在拉薩當雄，牧民們趕著牛羊去“朝圣”。

　　從此，一切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那一年，貴族家的小姐索朗白姆小學剛畢業。也是那一年，西藏有了第一所中學——拉薩中學。索朗白姆是那里的第一批學生，佛學和漢文是他們共同的課程。

　　孩子們跟著漢文老師念著：“你到哪里去？”……“我到沖賽康去。”

　　沖賽康，那是拉薩的鬧市，孩子們都懂。“你到哪里去？”在那些藏族孩子們看來，是如此的遙遠和不確定。

　　“你到哪里去？”索朗白姆為此尋找了一輩子。

　　如今，你問索朗白姆的下一代，“你到哪里去？”她會告訴你，我到北京去，或者更遠。

　　“我到北京去”

　　沒錯，她就是這么說的，因為她是藏族第一個空姐，不只飛過北京，還飛過更遙遠的美國。

　　索朗白姆的女兒德慶央宗，是中國的第一個藏族空姐。但她也沒忘記，她祖上曾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總管家。

　　北京與拉薩的區別，對于她是一種經濟上的差價。《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拉薩見到她，她剛從八廓街逛回來，把剛買的一包玉珠嘩啦倒在地上，“上次去北京八大處玩，聽說帶這種玉珠可以辟邪，這邊便宜，我又狠砍了一通，真值。”

　　“叫我德央”，她說話京味純正，不遜于北京南城的任何一個胡同妞。

　　用北京話說，她有空姐的范兒，盤發，光潔的額頭，路易威登的挎包，只有縈繞于耳的藏式耳環，泄露了她的身份。但這份藏式打扮，現在北京任何一個女孩都會。

　　在天上，經常有人試探地問她，是不是少數民族。她的答案總能引得一陣贊嘆，隨即又有人問，“你一定是西藏的貴族。”

　　德央總是笑而不答，她家族里的女人皮膚白皙嬌嫩，區別于外人印象里藏族女子的高原紅。距離家族的輝煌已近百年，時間把能帶走的都帶走了，唯獨留下這個。在她看來，這或許就是氣質。

　　德央的媽媽索朗白姆，是家族記憶最后的親歷者。她的同輩大多離世，或者去了國外。而在回憶里，一切還帶著貴族的世系。

　　1942年，索朗白姆生于康定(今四川甘孜州東部)，那里是康區，歷史上是漢藏爭奪的地方。6歲時，她隨父母以逃難的方式告別貴族生活。她問父親，我們到哪里去？父親答，拉薩。

　　索朗白姆的父親叫吉美多吉，漢名叫賈孟康，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24軍軍長劉文輝的參議。1948年，時局叵測，貴族們開始站隊。他們拋下大片莊園，躲到了拉薩。

　　這也是他們家族不確定的開始。

　　很快解放軍十八軍進藏，索朗白姆全家住在八廓街上。十八軍進街，有的人趕著去看熱鬧，也有人家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那時她只知道“紅漢人”要來了。叫“紅漢人”，是因為聽說他們嘴唇是紅的，要吃小孩。

　　索朗白姆偷偷從窗戶望去，“紅漢人”都帶著口罩，看上去并不恐怖。她回過頭來，父親正在匆忙地燒東西，邊燒邊念念有詞。

　　父親以這個方式告別他的時代。這一幕深刻地烙在索朗白姆的記憶里。直到父親去世，她都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二十年后，他們一家因此受盡折磨，她才知道，那意味著，過去的一切無法告別。

　　“紅漢人”從索朗白姆的窗下穿過。她隨后的生活，變得無憂無慮起來。她上學了。

　　1950年，拉薩小學復課。它成立于1938年。這是拉薩第一座公立學校。學校里擔任教師的多是拉薩高僧與高官，索朗白姆在這里打下極好的藏文基礎。

　　當時拉薩的上層人物都把孩子送到這所學校，其中像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的子女曾留學印度，懂英語，這些人專門組成一個班。索朗白姆不懂其中的區別，下了課就跑人家班去看，發現他們連桌椅都是外國式的。

　　拉薩小學給每個入學的學生月發28塊大洋，還發統一的黑色校服，被私塾的學生戲稱為“烏鴉”。兩派學生經常在放學的路上打架。

　　1956年，索朗白姆小學畢業，拉薩中學也建立起來。課程除了藏文，還增加了佛經的學習。漢文也在學，索朗白姆現在想來簡直當笑話講，“我們的漢語老師，從我們中間走過去：‘你到哪里去？’‘我到沖賽康去。’我們就這么跟著念，不明所以。”

　　上到初二，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已經成立，新中國開始一股全民體育的熱潮。1959年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即將召開，西藏軍區到拉薩中學選體育苗子。因為個子高，索朗白姆被選走了。

　　“我要到北京去。”

　　那時，北京在索朗白姆心里就是一張照片里金光閃閃的皇宮。后來她才知道正確的稱呼，那叫天安門。還有毛主席，他總站在上面招手。為了那個金光閃閃的夢，索朗白姆離開學校，成了一名專業女籃運動員。

　　在去北京的途中，她身后的故鄉發生叛亂。行程因此在北京滯留兩個月，之后她以西藏代表的身份參加全軍第二屆運動會，并給周總理獻花。

　　索朗白姆做了10年的運動員。1969年，她們女籃隊被下放到林芝地區參加毛主席理論學習班。林芝，那個西藏的江南，留給貴族索朗白姆的記憶一點都不清新。除了學習，就是上山打柴，這些苦活她此前從未嘗試過。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3年。

　　1972年，大家開始陸續有了出路。出身好的同學分配去邊陲專區當干部，出身不好的人回拉薩待業。索朗白姆回拉薩混了半年多，被分配到自治區電影廠做藏語配音員。在那里又干了10年，她曾為《閃閃的紅星》《小兵張嘎》配藏語。

　　她也在那里，看到父親曾經無法真正告別的影像。在電影里，總有一些背影在時局突變的當口燒東西，那與其說是告別，不如說是掩飾。于是，她知道了，什么是出身。

　　比這個更具象的是，因為出身不好，她過了30歲都找不到對象。出身好的看不上她，出身不好的不敢互相找，怕生“狗崽子”。直到她遇到如今的老伴扎西尼瑪——一個來自青海、在北京工作的藏族記者。

　　扎西尼瑪是“貧下中農”，身份的差異并未阻隔他們相愛。電影廠認為兩人出身懸殊，不同意。這讓索朗白姆一度想死，難道林芝3年的學習改造，都無法彌補身份上的鴻溝？最后，扎西尼瑪找到自治區領導，終于獲準了他們的婚事。

　　扎西尼瑪在北京，索朗白姆在拉薩。那時，她強烈地想去北京。1976年，34歲的索朗白姆在拉薩產下德央。和所有皮實的藏族婦女不同，她險些下不了產床。1983年，索朗白姆結束兩地分居，帶著德央去了北京。她后來成為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直到退休。

　　“貴族”之累

　　索朗白姆的母親格桑旺姆，是西藏山南地區貴族杰達巴果杰家族的女兒。父親吉美多吉，是康定明正土司的后代。這是一份門當戶對的親事，兩家都擁有大片莊園和農奴。去到拉薩，這些就灰飛煙滅了。

　　父親吉美多吉名氣大，起初被西藏地方政府作為民主改革的榜樣加以培養，他提供了很多關于西藏貴族的情況。只可惜，1959年發生叛亂，吉美多吉被扣上一頂向叛軍供奉糧草的帽子，被關進監獄。

　　后來被放出來，索朗白姆問過父親，父親說自己沒有參與叛亂。但這已經于事無補，浩浩蕩蕩的文革同樣掃蕩了西藏的窮山僻壤。父親與中國當時許多的人一樣，成為紅衛兵批斗的對象，全家成了“叛亂分子”。

　　1972年，在一場批斗中，一塊磚頭打中父親的頭，老人應聲倒地。父親去世后，索朗白姆念念不忘為他討個說法，她輾轉在北京找到劉文輝。1959年，劉文輝調到北京，任林業部部長。文革時，他成了大地主劉文彩的弟弟。索朗白姆父親死時，劉文輝也摔斷了腿。

　　劉文輝對她說，“你父親不在西康省政府的花名冊中，他只是為我做事，你可以讓調查的人來見我，我可以證明。”

　　此后10年，索朗白姆一直為父親的事情奔走。1985年，全國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結束。這一年，父親“叛亂分子”的帽子才被摘掉。

　　此外，國家給了7個子女每人250元錢作為補償，并讓大姐做政協委員。大姐年輕時做過播音員，因為父親的原因進過監獄，后來被批斗很多年。她突然做了政協委員，戶口也由農村轉為城市，但51歲就去世了。

　　大弟在文革中也被抓進監獄關了10多年，聽說是因為父親交代得不清楚，大弟在監獄里給父親寄了一支鋼筆，叫父親好好交代。但父親最終也沒說明白自己的身份。出獄后，大弟不到50歲也去世了。

　　索朗白姆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因為出身不好，很小就被拉去修拉薩大橋。大概在拉薩大河里待得太久，兩人都得了腎炎，三十幾歲就相繼沒了。

　　只剩最小的一個妹妹在國外，一個弟弟在農村，沒有文化，生活困難。

　　父母親曾經的莊園，分給了翻身農奴，之后歸國家所有，成為康定師范學校。索朗白姆1969年去過一次，此后再也沒有回去。

　　大姐和大弟早逝，底下孩子多，索朗白姆就把其中兩個孩子帶到北京。加上德央，索朗白姆和愛人在上世紀80年代依靠微薄的工資養大3個孩子。

　　上小學，德央的衣服總是打滿補丁，老師把德央叫上講臺，叫同學們都學習她的這種艱苦樸素。德央總是哭著跑回來。

　　空姐德央

　　在拉薩漢語教學剛普及時，索朗白姆就讓德央進一所教授漢文的小學。她對于德央未來的路很清楚，必須把漢語學好，才能走得更遠。于是，當其他親戚的孩子還在竹板上寫藏文時，德央已經在紙上寫漢字了。

　　經常到北京探親，德央的漢語學得特別快，回到拉薩，德央就敢當眾糾正四川籍老師的發音，并為此沾沾自喜。但沒想到，因為她太愛說漢語，有一天，在學校門口，她被一個沖過來的藏族小男孩一拳打在胸口，“打死你這個漢族人！”

　　這并沒有打掉德央對北京的向往。在那個年代，從北京來人，在西藏人們眼中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每次探親都要坐飛機，時間久了，一看飛機從天空飛過，小德央就會抬頭對著飛機自言自語，“爸爸回來了。”

　　見到爸爸，就會有許多小德央從未見過的美味零食。那時小德央最愛吃的是“白菜腐乳”，是當時特別流行的一種零食，包在紙里，5分錢一塊，德央喜歡把它涂在手心，上課時偷偷舔著吃，那時覺得特別幸福。

　　從那時候起，在德央心里，最高處的已經不是布達拉宮和神山岡仁波切，而是飛機，它能帶著她去更遠的地方。

　　德央在北京長大，1994年，國航招聘空姐，她興沖沖地跑去報名。德慶央宗報出自己的名字，主考官好奇地問：“你姓什么?你是哪個民族的?”

　　“我叫德慶央宗，是藏族。”

　　“你是西藏人嗎?”

　　“是的，我是西藏人。”

　　這個美麗的藏族姑娘報考的事情，很快在主考官們中間傳開了，以至于最后一次面試，聽到德央報出自己的名字，幾個考官都說：“你就是那個西藏來的藏族姑娘呀。”

　　終于，她成為藏族歷史上的第一位空中小姐。一轉眼，15年過去了。幾乎每一次，都有人問她，“你從哪里來？”拉薩！這個身份也為她引來特殊關注。2006年，她與明星王學兵合作演出電影《回到拉薩》。

　　漸漸地，她變得小有名氣，出席各種社會活動。有人在她博客里留言，說能不能不要這么高調了，是不是第一個藏族清潔工也要宣傳？德央很認真地回復這個網友。在她看來那是她的驕傲，也是拉薩的驕傲。

　　很多次，有人在她面前說藏族人種種無法令人理解的傳統，她都不做聲。她認為，那是別人不懂藏人的文化，但她也一直想做個節目，改變藏族女孩過于自然的生活習慣，比如應該涂防曬霜。

　　他們的身體已吃不消高原反應

　　今年的藏歷新年，德央一家三口齊聚拉薩。父親扎西尼瑪已經40年沒有回藏區過藏歷新年；母親索朗白姆也有26年沒有回家過年了；而德央，是第一次過傳統意義上的藏歷新年。

　　藏歷大年二十九，是藏歷新年中最重要的一天，相當于漢族春節的除夕。這一天晚上，全家齊聚到家族長輩家，一起做這天的晚飯。

　　晚飯必定要吃“古突”。這是按照日期名稱命名的，“古”即九，“突”，即面糊羹。這一頓飯，全家圍坐歡聚。面團里包著各種東西，有石子、辣椒、木炭、羊毛等物，看誰吃到這些東西。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團，預示新的一年里，心腸硬；吃到木炭預示著心黑；吃到辣椒，嘴如刀；吃到羊毛，心腸軟。

　　以往的藏歷新年，即使不在拉薩，親戚們也要為他們盛上一碗“古突”，并告訴他們吃到的是什么。對于藏族人家來說，這是一種千百年來的堅持。對于漂泊在外的德央一家，這是一種令她們鼻子發酸的思鄉。

　　因為工作，德央經常在國外過春節。藏歷新年更是直到收到親友祝福的短信，她才想起。如果碰巧在國內，藏歷新年就是讓飄泊在外的藏人聚聚的理由。更多的時候，這種新年聚會以領導到場的茶話會為主。

　　索朗白姆和扎西尼瑪在北京，一般還是會過藏歷新年的，只是排場簡單得多。通常擺個“琪瑪”就差不多了，這是一個類似五谷斗的東西，斗內裝滿酥油拌成的糌粑、炒麥粒和人參果等食品，上面插上青稞穗、雞冠花和酥油制作的彩花板。這些擺設，標志過去一年的收成，預祝在新的一年里風調雨順，農牧豐收。在城市里，也唯有這個標簽預示著他們一家與西藏的地理關系。

　　藏歷新年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一，絡繹不絕的人們紛紛前往寺廟中朝佛，拉薩的大昭寺是最普遍的去處。

　　2月24日凌晨，轉經路上朝佛的隊伍就已經望不到邊，據說想進到寺內要排上7個小時。進入到寺內的人們，往往左手拎著暖壺，里面裝著酥油，用來給每個佛燈添油。右手系著佛珠，用佛珠轉遍寺內所有的佛，為來年祈福。

　　德央一家，即使住在大昭寺附近，也沒去朝佛，因為身體和耐性都無法支持他們等那么久。在他們北京的家里，也沒有供奉佛龕。德央說，因為不懂，所以不敢隨便供奉。有人送佛像和唐卡，都被他們當作工藝品擺在家里。他們也很多年不念經了，德央偶爾會念小時候跟一個活佛學的“度母經”，那也只是在走夜路害怕時突然有的本能反應。

　　索朗白姆小時候念過佛經，但其中的要義早已忘記。她對佛經的理解源自父親。那時家里供奉很大的佛龕，定期請喇嘛來做法事，父親與幾位活佛關系密切，鉆研佛法。索朗白姆記住的則是小時候父親帶她到大昭寺，指著墻上的壁畫給她看，那些全是勸解人積德行善的。

　　這些是索朗白姆自小學的做人道理，但她經常想不明白，為什么好人經常沒有好報。如今，她不能說不信，只能說自己不懂。

　　德央的父親扎西尼瑪，受文革影響太深，他直到現在還懷疑一切。扎西尼瑪出身貧寒，入黨較早，堅信從來都沒有什么救世主。文革中，他是個積極的紅衛兵。直到文革結束，他如冷水澆頭，迷迷糊糊了很多年。

　　近幾年，他系統地看藏學研究的書。他發現，佛法無邊，進得去，出不來。現在他索性什么都不信，或者說只信自己。

　　德央，雖然沒有任何藏傳佛教的影響，卻感覺自己內心被其深深地吸引。過了30歲，她依然單身，對感情的看法，越來越相信緣分。她經常和藏族朋友在一起談佛，分享悟佛的心得。信佛，讓她的人生變得豁達許多，她可以心態平和地看生活的起起落落。

　　德央現在最看重的就是家人，她用多年積蓄在拉薩為父母買了房產，想讓爸媽能落葉歸根。索朗白姆和扎西尼瑪卻不這么想，雖然待在北京，藏族朋友沒幾個，也沒有太多地方可去，但回到拉薩，他們的身體已經吃不消高原反應。

　　今年他們全家終于在拉薩吃到“古突”，德央第一個吃到人參果，這代表福氣；扎西尼瑪吃到豆子，說明他仍需勤勉努力；索朗白姆吃到的是紙，這意味著她依然要漂泊。

　　時常，索朗白姆想起小時候學的那句漢語，“你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