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借助內參的“通天管道”，新華社記者在北京中關村第一家民營科技機構生死存亡之際，直接上書中央，并迅速獲得了高層批示。內參——這種特殊的新聞報道，因此深度介入歷史進程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83年1月25日清晨，中關村88樓——這幢曾經住過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的中科院宿舍樓的樓道里亂哄哄的。

　　中科院物理所工程師紀世瀛住在103室。那天早上，他突然被一陣緊急的敲門聲驚醒了，有人在門外喊：“快打開收音機，聽聽首都新聞和報紙摘要。”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肯定了他們與陳春先共同探索的新路子。等紀世瀛沖出來，新聞已經播完了。大家誰都不知道這則新聞的來頭兒，但在那一刻，中關村的命運被改寫了。

　　這一切轉機，都緣于新華社北京分社記者潘善棠寫的一篇內參，題為《研究員陳春先搞“新技術擴散”試驗初見成效》。文章開頭，中關村的遠大前程已在富有時代特色的表述中初見端倪：“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等離子體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陳春先(共產黨員)，從1980年開始在北京市海淀區進行科技成果和知識向附近地方擴散的試驗，近兩年來，這個試驗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個類似國外的‘新技術擴散區’開始在北京海淀區出現。”

　　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新聞報道，而是一份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閱的機密級內參，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52期刊出。

　　作為“黨的耳目喉舌”，采寫內參是新華社記者的一項重要任務，其內容涉及當時拿不準或不宜公開報道的領域，比如重要動態、敏感問題和重要建議等。內參有一定的格式，例如《國內動態清樣》，紙張大小為16開，要求內容簡明扼要，字數限定在2000字以內。

　　在潘善棠記憶里，他寫內參最多的年份是從1980年到1995年，這個階段社會思想變化很激烈，幾乎每位記者每年都會有一兩篇內參得到政治局常委的批示。而最初，全中國有資格看到《清樣》的人約在100人左右，直到1989年，《國內動態清樣》的閱讀范圍才擴大到省部級。

　　高級別的讀者群決定了這篇內參的特殊效果，何況其結尾處傾向鮮明：“但陳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術擴散試驗，卻受到本部門一些領導人的反對，如科學院物理所個別領導人就認為，陳春先他們是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并進行阻撓，使該所進行這項試驗的人員思想負擔很重，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繼續試驗的積極性。”

　　“威脅著舊體制的幽靈”

　　1979年，陳春先訪問美國，有機會訪問了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及加利福尼亞的“硅谷”。這次訪問讓他眼界大開。1980年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陳春先、物理所工程師紀世瀛等成立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掛在了北京市科協底下。

　　從此，中關村出現了一支“科技游擊隊”，他們白天正常在科研單位上班，一到傍晚就活躍起來，依靠科技咨詢酌情收取服務費用。有盈余后，除了津貼，他們甚至開始給自己發放獎金，每人有15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刺激了很多人。這樣的離經叛道在中科院掀起了軒然大波。紀世瀛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形容，他們“成為中關村一支威脅著舊體制的幽靈”。一種較為普遍的輿論指責陳春先們“不務正業”“擾亂科研秩序”“腐蝕科技干部”。

　　而最嚴重的指控則是質疑服務部的賬目。“查經濟問題，五塊錢、七塊錢，查了個底朝天。”昔日的北京市科協技術咨詢部副部長趙綺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她與這批創業者們心靈相通，不僅作為最高級別的主管領導參加了技術服務部的成立大會，還一直盡心盡力扶助這個襁褓中的新生事物，為這個誰也沒有聽說過的民辦機構蓋公章，幫助其開設單位賬戶，因而被紀世瀛稱作是“開明婆婆”。而如今，服務部在巨大的壓力下人心渙散，領過津貼的服務部專家紛紛前來退錢，以示清白，有的不容分說放下錢就走，有的問：“這種非法所得，算不算貪污，會不會治罪？”服務部眼看要垮臺了，趙綺秋著急上火，找過不少領導匯報，還向北京市委反映情況，請求支持科技體制改革。但是北京市科協當時是一個群眾團體，而中科院則屬于中央級單位，按紀世瀛的說法，是胳膊擰不過大腿。趙綺秋急得生病了，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

　　趙綺秋的丈夫周鴻書時任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主管采編業務。丈夫問她怎么回事？趙綺秋訴說了困難，周鴻書建議寫份內參試試。趙綺秋此前在《北京日報》等單位做了17年的記者，深知內參的特殊作用，她對記者說，“當時沒轍了，北京市科協夠不著中科院，該做的都做了。”根據趙綺秋的回憶，周鴻書在發稿前還向她詳細詢問了有關“技術擴散”的背景。紀世瀛則在《中關村首家民辦科技機構與華夏所》一文里記述：“1982年底，周鴻書派記者潘善棠兩次采訪陳春先和我。周鴻書還親自對采訪文章進行審閱和修改，使文章更有說服力。”

　　內參寫作的另一個緣起

　　但根據新華社北京分社記者潘善棠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回憶，這并非是一項被指派的任務，他在采寫這篇內參前已經聽過陳春先的名字。1982年12月4日至11日，潘善棠參加了北京市技術改造工作會議，在參加分組討論會時，中科院計劃局的一位負責人發言說：“科學院物理所一室(等離子室)主任、研究員陳春先帶了幾個科技人員，偷偷摸摸地把自己掌握的科學技術拿到海淀區推廣應用，搞什么新技術擴散試驗，所里很有意見。所里反映說，他把所里的科研工作都給搞亂了。”潘善棠對此印象深刻，他想，什么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夠把一個科研所的工作都搞亂？

　　幾天后，1982年12月17日，潘善棠在北京市科技界在新僑飯店舉辦的迎春聯誼會上，再次聽到人們議論陳春先，而且一提到他的名字時，聲音一下子就壓低了，說是有的科技人員受到企業邀請，把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先進技術拿到工礦企業去幫助解決一些技術難題，卻被單位以把科學技術擴散到外單位、造成科技泄密等種種理由進行審查，陳春先就是其中一個。

　　潘善棠回憶，恰好陳春先當時也到會了，經人引見，潘善棠第一次見到了陳春先。作為多年跑工業的記者，潘善棠多年在工礦企業采訪，深知我國工礦企業生產技術落后，急需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他預感到這會是一條轟動科技界的好新聞，還可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便立即留下了陳春先的電話，約定進一步采訪。考慮到自己不是科技記者，怕有“越位”之嫌，而且他曾給中科院物理所所長辦公室打過電話，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他，陳春先不能采訪，他嚴重泄密，新華社記者要寫他，后果自負。潘善棠說，“采訪自始至終都是十分秘密的。”稿子寫出來后，他建議先在新華社內參刊出，供中央領導參考，這可以避免與中科院物理所領導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因為當年的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業已故去，這段歷史究竟是在哪個節點發生了重合，已無從求證。但無論是趙綺秋、周鴻書還是潘善棠，都最早認可了陳春先領導的新試驗，并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中關村。

　　潘善棠的內參于1983年1月6日刊出，1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就作了批示：“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技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當然還要研究必要的管理辦法及制定政策。此事科協要大力支持。如何定，請耀邦酌定。”1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胡耀邦批示：“可請科技領導小組研究出方針政策來。”

　　包括《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內的新聞單位紛紛跟進。紀世瀛形容像被包圍的部隊看見了援軍：“天大的喜訊來自中南海！”一批批深宅大院里的科技人員隨之“下海”創業，中關村很快出現了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為代表的科技企業群體，“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步形成。

　　第二份內參：引發“中南海”行動

　　1987年，中關村面臨著又一輪風暴。1986年上半年，全國清理整頓公司，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北京新興起來的民辦科技企業驟然銳減。據紀世瀛介紹，當時有人向中央告狀，稱“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為“騙子一條街”。“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在觀念之戰與主義之爭的激流中沉浮，‘白眼’和‘紅眼’匯聚起來的漩渦，時刻高懸在這條街的頭上。”中國青年報記者杜涌濤等在《電子一條街的述說》中描述道。

　　1987年，中關村又一個小概率事件發生了。8月5日，美聯社報道了這條街，稱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硅谷’”，認為這條街現在的情況“十分類似美國硅谷的初創階段”。新華社北京分社記者夏俊生因而受命，采寫一篇反映“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成就的報道，作為慶祝國慶38周年的重點成就稿。

　　趙綺秋和夏俊生是老鄰居，關系很熟，她介紹了民辦科技企業的大量情況，還提供了很多聯系人電話。夏俊生走訪了大量的中關村企業，還包括相關機構，比如海淀區稅務局、北京科技管理研究中心、中科院新技術開發局等。

　　任務圓滿完成，但此時夏俊生對中關村產生了強烈的研究興趣和寫作沖動，他一口氣寫了5篇調查報告。夏俊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年他關注的核心問題包括：中國怎樣加快新技術革命？是否搞一個類似深圳特區的技術產業特區？對民辦科技企業怎么看？對科技人員流動怎么看？對下海科技人員的收入怎么看？這些話題在當年都是相當敏感的，直接關系到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1987年11月30日起，由夏俊生撰寫的調查報告開始在《國內動態清樣》第3131期刊出，共刊發了4篇，每天兩篇，連續刊載。而當時，《國內動態清樣》每天刊發的報道不過10篇。

　　這組重磅級的調查報告立即引起了中南海的關注。1987年12月22日下午，當時的海淀區委書記張福森讓工作人員找到夏俊生，夏俊生這才知道，中央領導閱讀仔細，并在不少句子下面畫了道道，寫了旁批。

　　時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科技組負責人的于維棟在《中關村科技園的決策過程》一文中記述：“中央領導閱讀仔細并且劃了加重號或寫了旁批。例如，在‘這條街上的科技企業，不僅自己開發的技術成果迅速變為生產力，而且把中國科學院積壓多年的科研成果變為實用技術投向市場’下面畫了加重號。在報道中提到的‘中關村地區有4.5萬多科技人員和高校教師’旁邊批注‘直接參加企業工作的有多少？’對‘建議國家對個體、集體、全民科技企業通盤考慮，研究技術產業的政策、法規和管理辦法，以促進我國技術產業的發展’‘民辦官助型’‘民辦科技企業最大的意見是得不到進口許可證和國家科技項目’‘公司的財產到底歸誰所有？’等句子的下面，畫了加重記號。”

　　1987年12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國家科委、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北京市科委及海淀區政府等7部門20多人組成了中央聯合調查組，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科技企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而研讀夏俊生的報道成為調查組成員初始工作之一。中關村不久便被批準為國家級高新區。時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科技組負責人的于維棟受命擔任中央聯合調查組組長，他曾在《中關村科技園的決策過程》中回溯了這段歷史：“中國首家國家級高新區——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是國務院在1988年5月10日批準建立的。國務院又是根據1988年3月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決定批準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決定，又是根據《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做出的。而中央聯合調查組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進行調查，又是由新華社的報道引起的。”

　　“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做了適當的事情；關鍵的時間，關鍵的地點，做了關鍵的事情。”曾擔任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會長的紀世瀛，這樣評價這兩份內參對于中關村的意義。他認為，如果沒有第一份內參，當初的服務部就會被扼殺在搖籃里，中關村的“革命”，保守估計，也要被推遲5年；而第二份內參，則堅定了中央支持中關村的決心。夏俊生則總結，自從“內參”刊發后，是否走中關村道路就再也沒人爭議了。 ★

　　(本文參考了《中關村改革風云紀事》《北京民辦科技實業大事記1980-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