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民意除了傳統的表達渠道，正獲得一個越來越有力的新渠道——網絡。

　　長久以來，我們為了治療傳統渠道的閉塞和不通而費盡心思，然收效甚微。與此同時，自民間萌生并迅速壯大的互聯網，卻正在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監督執政者和懲治腐敗上，人們已經越來越倚重于它。

　　最新的例子發生在湖南，主角是瀏陽市廣電局的副局長許征。有人在網上貼出他兩年前的幾張消費賬單，賬單顯示，他頻繁出入于洗浴中心等娛樂場所，用公款支付“足浴中心”、“水療”以及“其他”項目。

　　他不得不為此前的行為付出代價，目前被停職，正在接受調查。在傳統的監督下，他安然無恙度過兩年多，最后被網絡揭發，卻在一個星期內得到處理，這種對比意味深長，或許能揭示網絡為什么正在日益重要。

　　許征并不是第一個倒在網絡反腐之刃下的官員。面對傳統監督體制的低效和不公開，人們逐漸傾向于將舉報和抨擊訴諸網絡。而當為數眾多的人都作出同樣的選擇，便在網絡上形成巨大合力。

　　近一年以來，網絡上掀起反腐和問責的洪流，從深圳海事局黨委書記到南京市的某區房管局局長，從公款出游的官員旅游團到公款消費的村主任，每一次揭露都在網上引發激烈的輿論浪潮，并迅速轉化為有關部門的問責，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與傳統監督制度的拖延形成鮮明對比。

　　而在網絡新顯現的巨大威力面前，官員們也開始正視它。一方面，有人為因網絡而落職的同僚抱屈，認為網絡缺少必要的監督和管理，是“網絡暴政”，另一方面，他們也主動或被動對與自己有關的網絡聲音表達回應。在山西省，官員們甚至建立起專門處理網絡民意的工作機制——網絡獲得了許多傳統表達方式所無法得到的待遇。

　　作為民意的表達渠道，網絡使官員們重視乃至畏懼，是令人欣慰的，即使這種重視尚沒有完全制度化，發生作用的范圍也還受到局限。但作為一種延伸性的反思，我們必須承認，目前的網絡反腐盛行乃至網絡獨大，是生長在傳統監督機制堵塞的畸形土壤之上的。我們對此進行反思，不是希望網絡監督銷聲匿跡，而是希望其他監督渠道也能同樣活躍。

　　對于權力的監督，應該既來自權力本身，又來自權力之外。具體而言，在我們的當前體制中，紀委和司法系統，乃至于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都可以作為權力為自身公正而設立的屏障，理應成為反腐的第一道防線。與此同時，外界的監督，尤其是報紙、電視等媒體的監督，同樣不可缺失。

　　對網絡的正確定位，應該是把它作為民間監督的一種新興方式。它原本并不具有比其他媒體更大的力量。但如今，它成為人們最信賴、最愿意求助的方式，恐怕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其他渠道出了問題。

　　簡單的否定并不公允，但是我們應該思考：傳統的民意表達渠道會不會因為過于嚴格的層級管理而陷入官僚化？或者會不會因為不夠獨立而失去效力？傳統媒體的監督有沒有因為種種原因而減弱威力，甚至已經失去許多人的信任？只有這些傳統民意表達渠道的不通暢，才能解釋為什么網絡監督當下如此盛行，而且一枝獨秀。

　　網絡的力量在于自由表達。對某些多行不義的官員來說，用各種手段腐蝕或壓制傳統監督渠道，已經成為慣常的選擇。不得不承認，許多時候，這些手段起碼暫時收到了效果。但面對網絡時，他們可能會發現，權力的運作很難有效地阻止不利信息傳播——自由和公開，是監督者最有力、腐敗者最恐懼的武器，這也許可以為我們進一步修整我們的監督體制，提供借鑒之道。

　　一個社會的常態，應該是通過固定和理性的機制，將權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而不是發動每一個人，無休止地直接參與政治運動式的反腐和監督。如今，將民意的出口全部寄托在網絡上，而不趕緊修復其他渠道，看上去很像是這個社會的集體孤注一擲。(記者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