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陜西丹鳳縣高中生徐梗榮，在接受公安審訊期間突然死亡，家長懷疑孩子被刑訊逼供致死。據報道縣公安局主管領導已被刑拘，其他涉案人員正在接受調查。12日縣政府和徐家簽訂協議支付了12萬元喪葬、撫恤費，徐梗榮的父母和奶奶終生享受當地最高標準低保；16日徐家已將徐梗榮下葬。(《華商報》3月18日)

　　讓我感到疑惑的是，在死者是不是被警方刑訊致死沒有弄清楚之前，縣政府為何就賠了徐家12萬元，而且還許諾給死者家屬“終生低保”待遇？當然你可以說是“人性化操作”，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絕對不屬于國家賠償，更像是民事交易主體間的“討價還價”，或者叫“國家私了”。

　　按《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賠償以國家機關的“違法侵害”為前提，應當由受害人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就是先前的侵害機關)確認自身“違法”后，先行墊付，再向財政部門申請劃撥。但事實是，很多時候一些地方既不走法定的程序，也不向財政“報賬”，而是用單位的辦公經費、單位資金等“私了”。國家賠償金用不出去，“私了”現象已成公開的秘密。

　　選擇“私了”，賠償義務機關自然是為了規避問責，“私了”可以更好更快地解決問題，避免影響擴散，特別是在網絡輿情洶洶的情況下。

　　而受害方選擇“私了”也是無奈，現行《國家賠償法》程序復雜，賠償范圍窄，賠償標準低，讓受害方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該法規定：只有警察的直接毆打或者唆使他人毆打，才適用國家賠償，并不包括被“獄霸”毆打致死。

　　2001年賈小兵在北京西城看守所被同監室8人毆打致死，其父將西城公安分局告上法院索賠91萬元，雖然有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在法理上力挺，法院還是“嚴格”適用《國家賠償法》，駁回了賈父的訴請。據報道在打官司之前，警方曾表示愿意賠償35萬元，前提條件是不起訴。這個案例大概可以給那些像秋菊一樣非得“要個說法”的人足夠的啟發——還是“國家私了”的好。

　　“國家私了”一筆賬算下來，是多贏——受害人多拿了賠償，責任單位躲避了問責。當然也是有危害的——掩蓋了真相，留下了隱患，國家機關少了一個自我糾正的機會。(沈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