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經濟學家茅于軾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有的網友認為，茅于軾的建議是杜絕富人入住廉租房的最佳辦法;也有網友認為，窮人也有享受獨立廁所的權利。而曾任房地產跟蹤研究課題執行組組長的歐江波就認為，要解決富人入住廉租房的問題，最佳的辦法就是加大申請者的財產審核力度(3月19日《信息時報》)。

　　正方:“無廁論”現實合理

　　我認為“廉租房不建廁所”是個合理化建議，因為，廉租房本就是指滿足基本的居住條件的住房，而且我認為其面積應該不超過50平米。

　　經濟適用房搞了十年多，批評之聲越來越多，主要就是因為某些有錢有門路者得到了實惠，而最需要幫助的低收入家庭很難買到或者仍然買不起。歐江波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辦法是加大申請者的財產審核力度。可事實已經證明:在經濟適用房“準入”問題上，“行政杠桿”已經失效，至少是低效的。如果廉租房也按照較高的標準去建設，那就可能成為某些權勢者的另一塊“獵物”。而沒有廁所且面積很小的廉租房，權勢者是不會感興趣的———這就是“市場杠桿”的作用。當然，有了“市場杠桿”，“行政杠桿”也不應該拋棄。不管怎么說，兩道“防線”總比一道“防線”好。

　　的確，窮人也有享受獨立廁所的權利。政府若能蓋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固然好，但是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同樣一筆錢，蓋一套100平方米有衛生間的廉租房只能幫助一個家庭，蓋兩套50平方米沒有衛生間的廉租房就可以幫助兩個家庭———“低水平，廣覆蓋”是目前最現實的保障策略。

　　人們必須明白:廉租房是保障性質的，是一種政府救濟。廉租房的建設標準本來就明顯低于一般的標準，這就好比救助站里的飯菜不如飯店里的美味一樣。如果廉租房的條件比較好，它不僅可能成為某些權勢者的“獵物”，而且住進去的窮人在脫貧后也可能不愿意搬走———這就會嚴重影響廉租房的流動性，從而降低保障資源的利用效率。

　　黨和政府曾經作出過“住有所居”的承諾，但絕沒有承諾過“住有好居”。在廉租房及其住房保障問題上，必須拋棄理想主義的觀念。只有量力而行，住房保障才能具有可持續性。

　　“廉租房不建廁所”并且小戶型，既是保障它落實到目標家庭的需要，也是住房保障制度可持續的需要。大規模的廉租房建設即將在全國展開，希望以后的廉租房不會像經濟適用房一樣飽受詬病。(盛大林)

　　反方:“無廁論”是一種權利“矮化”

　　茅于軾教授的觀點乍一看很有道理，富人對居住條件的要求是便捷和舒適，如果沒有獨立衛生間，自然會影響富人通過各種不正當手段購買的熱情，這樣就可以保障廉租房供應給那些最需要它的人群。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茅于軾教授的觀點帶有“硬傷”。

　　第一處“硬傷”就是遏制富人貪欲想法的過于天真化，沒有獨立衛生間的廉租房，對于富人固然沒有“居住吸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富人沒有“利益吸引力”，富人完全可以把申請下來的廉租房通過轉租等方式來獲取利益。

　　另外，該觀點更大的“硬傷”還在于其中隱藏的“權利邏輯”，那就是:弱者若要享受到某種權利，首先要“矮化”這種權利，以避免被對這種權利或者利益有覬覦之心的其他人“侵權”。即便“侵權得逞”也只能享受到“殘缺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必然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不愿承受這種不便的富人，自然會主動退出這種“利益爭奪”。

　　這不是一種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倒有點像這樣的情形:某地出現了黑幫惡霸，當地公安部門不是通過法律進行嚴厲打擊，而是告誡公眾要“惹不起，躲得起”，這豈不荒唐?如果說廉租房是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一種必要的社會保障，體現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那么這種必要的社會保障決不能“區別對待”，否則就是對低收入群體的一種公然歧視，冷酷地將他們放逐到“平等對待”之外。

　　相比于廉租房所能給低收入群體的心理安撫而言，廉租房不設衛生間這種被“矮化”的權利中所體現的“制度性歧視”，則是對他們的傷害。這樣，廉租房不僅不能起到修補“市場失靈”、維護社會正義的目的，反倒有可能成為低收入群體報復社會的淵藪。

　　因此，具體到廉租房制度上，我非常贊成歐江波的觀點，這是一個制度設計和執行的問題，只要能夠充分約束起權力在廉租房上的濫用，不用“矮化”低收入群體應該享有的權利，富人入住廉租房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