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說英語嗎？能不能告訴我‘歡迎來西藏’英語怎么說？”在多倫多市中心一家酒店內(nèi)，率團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藏傳佛教活佛新雜·單增曲扎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這樣問道。得到答復后，他拿筆用藏文記下這句話的英文發(fā)音，小聲地重復著。

　　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結束第二天，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qū)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新雜·單增曲扎活佛率全國人大西藏代表團來到美國和加拿大，在華盛頓、紐約、多倫多等城市與這里的政要、學者、僑界及媒體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是全國人大藏族代表首次用這樣的方式走出國門。

　　“現(xiàn)在西方很多人對西藏有誤解，主要是不了解西藏。我和代表團其他4名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西藏人，我們都來自基層，有官員、有醫(yī)生、有村干部，我們了解西藏，代表西藏人民。我們此次出訪是希望能和他們面對面地接觸和交談，我相信對他們了解西藏一定會有所幫助。”新雜·單增曲扎說。

　　1955年，根據(jù)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5歲的新雜·單增曲扎被認定為西藏浪卡子縣新雜寺第十四世轉世活佛。此后，他被送往倫布寺學經(jīng)念書直到1959年。

　　雖然那時年紀小，但當時寺廟附近的百姓穿什么、什么樣子至今他仍記得很清楚。“他們的臉、手都黑黑的，頭發(fā)也很亂。很多人一年四季都打赤腳。有的人有鞋也舍不得穿，用繩子綁起來背在背上。地面太粗糙了脫下來，平坦一點才穿上。”他說。

　　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改變了新雜·單增曲扎的生活軌跡——9歲的他走出寺廟，成為一名鄉(xiāng)村教師。“這么小的年紀當老師，現(xiàn)在說來很多人都不信。可這的確是事實，因為當時真的找不到老師。”他說。

　　封建農(nóng)奴制下的西藏，只有官家、貴族和上層僧侶三大領主才能享受教育。新雜是因為活佛轉世靈童的身份，才能有這樣的機會。相比寺廟里學經(jīng)的“辛苦和孤獨”，他覺得當老師“很開心、很有意義”。他教學生們學藏文，還跟他們一起學習跳舞唱歌。“我的學生很多都比我大，可他們都很尊重我。”他說。

　　“文革”開始后，新雜·單增曲扎離開學校，開始在家務農(nóng)。對于這段歲月，他一笑而過。“當?shù)厝硕己芟矚g我，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藏人也好、漢人也好，都很愿意幫助我，所以我沒受到太大沖擊。”

　　在務農(nóng)期間，除了種地，他還當過木匠、瓦匠、鐵匠，這讓他學到了很多東西，也使他在“文革”結束后，能作為一名精通藏傳佛教藝術的活佛，回到寺廟為修繕寺院、修復寺院壁畫和佛像盡一份力。

　　此后，新雜·單增曲扎長期在西藏山南地區(qū)工作。他說，山南地區(qū)共有250多座寺廟，這些寺廟都是自己服務的對象。作為一名活佛，他每年都會去一些寺廟輔導喇嘛學經(jīng)。2008年1月，他當選西藏自治區(qū)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后，盡管工作繁忙，也一定會抽時間去寺廟看看。

　　對于西方各界關心的西藏到底有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新雜·單增曲扎說，其實每一個到過西藏的人都會很快做出判斷。“西藏的大街小巷隨處都可看到手搖轉經(jīng)筒的信教群眾。信教群眾幾乎人人家中都有自己的經(jīng)堂，供奉著佛龕。如果沒有自由，怎么解釋這樣的現(xiàn)象呢？”

　　新雜·單增曲扎說，在西藏，信教和不信教是自由的，當不當喇嘛也是自由的。除了藏傳佛教，西藏還有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也同樣得到了尊重。

　　面對會見會談和座談會上的一些誤解和疑問，新雜·單增曲扎總是心平氣和地予以解釋。他認為分歧的確存在，但“這些疑問和不解大多不是敵意的”。

　　“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思維方式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nèi)狈�對西藏的了解。這次我們出來與他們面對面地交流和溝通，許多人表示第一次聽到了有關西藏的不同信息，有助于他們了解西藏的實際情況。”他說。

　　幾乎每一次座談和會見結束，新雜·單增曲扎都會通過英語翻譯，邀請對方訪問西藏。“事實永遠勝于雄辯。我真誠地希望西方的政要和媒體多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通過實地考察，通過更多的交流和溝通，他們能了解到一個真實的西藏。”他說。(李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