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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稱國內最大傳銷案的億霖木業案今天一審宣判，以趙鵬運為首的28名被告人，因非法經營罪被分別判處15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億多元。

　　事實上，涉案金額16.8億元，受害群眾2.2萬余人的億霖傳銷大案，只不過是揭開了傳銷活動的冰山一角。此前的傳銷案多以“非法經營罪”論處，今天宣判的億霖傳銷案也不例外。

　　今年2月28日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組織領導傳銷罪”罪名，意味著傳銷入罪正式實現。那么，億霖傳銷案為何沒有適用這一新罪名呢？權威法律專家對此進行了解析。

　　□法律適用應采取從舊從輕原則

　　□傳銷趨向職業化呼喚聯合監管

　　3月23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關注的“億霖”傳銷案作出了一審判決，趙鵬運等28名被告人被認定犯非法經營罪，分別被判處15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主犯趙鵬運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3億零34萬元。

　　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億霖木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傳銷活動遍及北京、內蒙古、遼寧等11個省、市、自治區的45個縣、市、區，累計銷售林地42萬余畝，凈銷售額16.8億余元人民幣，巨額款項被億霖木業侵吞，大肆用于個人揮霍。

　　“零風險高回報”編制傳銷網絡

　　2004年6月，“合作造林，首選億霖”的廣告開始通過電視、廣播、燈箱等各種媒介，不間斷地“轟炸”人們的眼球。在億霖木業宣稱的“零風險”、“高回報”、“銀行監管”等各種誘人承諾面前，大批投資者趨之若鶩。

　　但是，從2005年開始，部分投資者就開始質疑億霖木業的造林騙局；2006年9月，北京市工商局緊急叫停億霖木業廣告；2006年12月，億霖木業的實際控制人趙鵬運，因涉嫌傳銷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直至今日，億霖木業的28名被告人在北京市二中院領取一審判決。

　　判決書中，法院詳細闡述了查明的事實。億霖木業的主犯趙鵬運曾因傳銷被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過有期徒刑。早在2004年初，趙鵬運還在監獄服刑期間，就和屠曉斌、趙代紅等人合謀，準備出獄后重新以傳銷的方式銷售林地獲利。

　　同年4月，趙鵬運刑滿獲釋，注冊成立了內蒙古億霖木業有限公司、北京億霖木業有限公司、億霖木業集團有限公司及貴州、遼寧、重慶等一系列公司，干起了所謂的“合作托管造林”。趙鵬運作為億霖木業的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制定了億霖木業的銷售策略、宣傳綱要及提成比例等。為了騙取購林人的信任，趙鵬運等人還偽造了“群眾滿意榮譽證書”，編造林業專家關于種植速生楊等樹種經濟價值評估的研究成果。

　　根據趙鵬運等人的策劃，億霖木業以分公司作為銷售主體，分公司下設銷售部，各銷售部設部長、銷售經理等四個等級，采用招聘、社區宣傳、媒體廣告和親友間介紹等形式招聘員工、招攬客戶。由遲宏剛、谷顏、葉紅等人按統一口徑對應聘人員或購林人進行“授課”培訓，承諾“在億霖木業投資購林能獲得高額回報，合同期滿，保證每畝15立方米的出材量，不足部分公司以自有林地予以補償，公司按市場價格收購，管護費用由銀行監管，對購買的林木有保險，所購買的林地有林權證”等。騙取購林人的信任后，銷售人員就會以億霖木業的名義與購林人簽訂林業綠化工程合同、林業綠化工程管護合同、林業綠化木材收購合同。

　　但是，億霖木業并沒有將收受的購林款全部用于購買林地、辦理林權證以及林地的養護、投保等，而是將其中的25%返給了分公司，作為各級銷售人員的提成及費用開支。在億霖木業內部，各級銷售人員的收入都是按銷售林地面積的比例提成，上級銷售人員以下級銷售人員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報酬，銷售人員的晉升以銷售業績為主要依據，各級銷售人員有不同的晉級標準，從而形成自上而下逐級按銷售業績比例提成的銷售模式。

　　據了解，在2004年4月至2006年5月的兩年間，趙鵬運、屠曉斌、趙代紅組織黃金輝等25人，在全國11個省、市、自治區的45個縣、市、區積極發展傳銷隊伍，開展傳銷活動，累計簽訂1082份共計96萬余畝林地的購置合同。同期，億霖木業以傳銷手段累計銷售422802.1畝林地，凈銷售額16.8億余元人民幣。

　　法院認為，趙鵬運等28人違反國家規定，為獲取非法利益，組織、領導傳銷團隊，從事傳銷活動，其行為嚴重影響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擾亂了市場秩序，侵犯了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制度，情節特別嚴重，已構成非法經營罪。

　　未判傳銷罪體現從舊從輕原則

　　記者注意到，在法院對億霖木業28名骨干成員的判決中，均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的，并沒有適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罪名。

　　“法院這么定罪是合適的，這體現了刑法的從舊從輕原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屈學武今天告訴記者，法院在對億霖木業案件被告人定罪時，涉及到是適用新的刑法規定還是適用原有規定的問題，而我國刑法明確規定，法律適用采取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即新刑法原則上不溯及其生效以前發生的事情和行為，只有新刑法對某種行為不再認定是犯罪或者對該行為的處刑標準變輕時，才會適用新的刑法規定。

　　屈學武說，刑法修正案(七)對于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的處刑標準是：一般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中對于非法經營罪的量刑標準也是如此。“由于億霖木業案是在頒布刑法修正案之前發生的，而新的修正案對于這種傳銷行為的量刑標準相對于當時施行的刑法也沒有從輕的改變，因此，法院在量刑時就應該適用億霖木業案發生時的刑法規定予以定罪。”

　　那么，修正案中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有何意義？著名刑法專家、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周光權說，就傳銷單獨設立罪名有重大的現實和司法意義。“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和非法經營罪有很大的區別。”周光權告訴記者，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擾亂市場秩序，而且必須有正常的經營活動，真實的商品、標的，而傳銷往往以“拉人頭”、“收入門費”為主要牟利手段，并沒有正常的市場交易活動。新增的罪名明確規定只要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就可以被定罪，并不需要等到其獲得非法所得。這意味著打擊傳銷有了真正的利器。

　　傳銷猖獗呼喚強化聯合監管

　　涉案金額16.8億元，受害群眾2.2萬余人的億霖傳銷大案，事實上只不過是揭開了傳銷活動的冰山一角。去年8月，陜西省西安市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打擊傳銷活動，結果僅僅半個多月就搗毀了140個傳銷窩點，遣返傳銷人員4600余人，其中最多的一天就搗毀傳銷窩點15個。

　　今年3月12日，國家工商總局和公安部又聯合發布了近期查處的10起傳銷違法犯罪案件，同時指出，目前我國的傳銷活動仍然十分猖獗，不僅“拉人頭”式的傳銷組織數量居高不下，在個別地區屢禁不止，而且利用互聯網進行的傳銷活動正日趨嚴重，傳銷人員和作案的方式都更加隱蔽，也更趨向職業化。更為嚴重的是，很多傳銷組織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將誘騙的目標轉移到了下崗返鄉的農民工、未曾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等人群，誘騙學生、農民、下崗人員參與傳銷活動。

　　在前不久宣判的南京鎧鼎商貿有限公司傳銷案中，鎧鼎公司就是打著為大學生提供實踐平臺的幌子，以銷售人員考核合格可成為公司正式員工為誘惑，利用在校大學生開展傳銷活動，涉及南京33所學校的834名大學生，社會影響惡劣。

　　記者發現，無論是億霖木業案，還是同樣轟動一時的萬里大造林傳銷案以及公安部查處的10起傳銷違法犯罪案件，幾乎都是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開始，以追究直接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而告終。對此，專家提出，這種事后介入的滯后性，往往難以挽回群眾的損失，更無法補救當前各部門協作監管中存在的真空。

　　這位專家表示，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出現傳銷的行為，但是當時對這種行為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直到2005年11月1日，《禁止傳銷條例》頒布實施，對“傳銷”有了明確的界定，并對傳銷人員設定了最高200萬元罰款的法律責任。但是，傳銷入罪是直到今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實施才正式實現的。

　　據記者了解，目前，傳銷活動出現了很多“變種”，網絡傳銷形式也更加多樣，給法律界定帶來了新的難題。業內人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不可能再對所有的傳銷形式一一界定，只有依靠公安、工商、銀行甚至學校等各相關部門，協調配合，提早發現，提前介入，及時提出對策，才能遏制傳銷蔓延的趨勢。 (本報記者 李松 黃潔 本報實習生 徐偉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