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我作為親身經歷過新舊兩個西藏的見證人，深感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只有生活在祖國的大家庭當中，西藏才會發展進步，人民才會幸福安康

　　歷史雄辯地證明，搞“西藏獨立”是沒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敗的。作為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我希望達賴喇嘛按照中央的要求徹底放棄“西藏獨立”，回到愛國立場上來，中央與達賴喇嘛接觸商談的大門是敞開的。我還衷心希望那些漂泊在海外，心系故土的藏族同胞，為家鄉和父老鄉親做些有益的事情

　　今年是西藏進行民主改革50周年。前不久，西藏自治區九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將每年的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影響深遠，意義重大。50年多來，我不僅親眼目睹和經歷了維系千余年的封建農奴制的最后階段和它的消亡過程，而且作為舊西藏上層階級中的一分子同其他上層愛國人士一道，共同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在周總理簽署的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令中，我被任命為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撫今追昔，西藏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不僅使西藏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也為西藏的未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藏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秀成員，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了古代燦爛的文化，特別它是藏傳佛教的誕生地。我出生在1910年，對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十分了解。那個時候的西藏是一個長期處于政教合一、僧俗和貴族專政的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物質極其匱乏，就連簡單的火柴都制造不了。占人口不到5%的官府、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占西藏人口的95%的農奴人身權被農奴主占有，農奴主把農奴當作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農奴承擔著沉重的地租、上百個稅種和烏拉差役，生活極端貧困。極其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不僅使廣大農奴備受政治壓迫和階級剝削，而且使西藏的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經濟和社會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落后的生產力和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使整個西藏社會處于相當封閉保守的狀態。比如，當時整個社會對發生了日本侵略中國、進行八年抗日這樣的大事，不要說普通百姓，就連上層階層中也只有少數人知曉。在這樣的情況下，進步思想很少進入到西藏內部，整個社會日趨衰敗。那個時候，我和一些上層開明人士都認為照這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現在回過頭來看，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回到了祖國大家庭溫暖的懷抱，實現了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大團結，使西藏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西藏的民主改革，則摧毀了“三大領主”的統治勢力和封建農奴制度的社會基礎，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廣大農牧民的人身占有和經濟剝削。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為西藏打開了一扇通向新時代、新社會的大門，是西藏從衰敗沒落走向興旺發達的一次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我看來，西藏民主改革的順利推進，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和路線。首先，中央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十七條協議》中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考慮各方條件不成熟，中央又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針，等待西藏上層覺悟。中央人民政府這種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極為寬容的政策，最終為實施民主改革贏得了最廣泛的人心。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為了維護政教合一的統治和封建農奴制度，在國外分裂勢力的操縱和支持下，公然撕毀了《十七條協議》，悍然全面發動了反革命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流亡到了印度。他們的這一拙劣行徑，不但沒有能阻止民主改革，保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統治，實現“西藏獨立”的夢想，相反卻激起了西藏廣大僧俗群眾和上層愛國人士盡快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的強烈要求，加速了民主改革的進程。

　　其次，認真貫徹了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在民主改革中，中央堅持和平改革的方針和區別對待的政策，把自上而下的民主協商和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結合起來，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實行沒收政策，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即由國家按合理價格把生產資料買過來分給農奴和奴隸。同時，解放家奴，廢除人身依附。在牧區，對參加叛亂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歸放牧的牧民所有；對未參加叛亂的牧主的牲畜，仍歸牧主所有，但減少牧主的剝削，增加牧民的收入。對寺廟的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原則，一方面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壓迫制度，一方面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中央的這一系列正確政策，得到廣大僧俗群眾和愛國人士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第三，落實和保障西藏人民的民主權利，使廣大西藏各族群眾當家作了主人。《十七條協議》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從籌備到正式成立，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歷經了九年的曲折道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終于正式成立。當年，西藏約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農奴和奴隸為主的鄉人民政權。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出席大會的301名代表中，包括藏族在內的少數民族代表占到80%以上，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多。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中央始終注意傾聽廣大藏族干部群眾和愛國上層人士的聲音，設身處地為藏族同胞著想，使重大民主改革措施都經過充分醞釀，實施起來有著雄厚的社會基礎。事實證明，徹底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統治，標志著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區事務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跨越，為西藏今后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正確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我個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當時中央考慮到西藏在歷史發展、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方面的特殊性，派來的干部和駐藏人民解放軍都十分尊重藏民族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嚴格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比如，當部隊路過寺廟的時候，官兵們寧肯在野外搭帳篷受凍，也決不踏進寺廟半步。中央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針后，西藏實行了緊縮機構、精簡人員，將一大批漢族干部、職工調回內地，把精簡下來的藏族青年送到內地學習。對駐藏部隊也進行了全區性的縮編。由于在藏工作的干部和人民解放軍帶著深厚的感情一心一意為藏族人民謀利益，堅定地保護藏族人民的正當權利，廣大僧俗群眾把漢族干部和解放軍視為自己的同胞兄弟和人民的救星，上層愛國人士把他們視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知心朋友。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很快傳播到西藏的各個角落，深入每個藏族人民的心中，最終贏得了西藏僧俗群眾和上層愛國人士的理解和信任，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得到了他們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使得民主改革、平息叛亂和成立自治區在很短的時間內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即使在動蕩不安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歲月里，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也心向著黨、心向著祖國。

　　如果說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西藏的社會進步突出表現在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實現的話，80年代之后則可以說西藏的經濟社會迎來了全面的、跨越式發展的時期。1980年，西藏和全國各地一樣，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不久，中央就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進行撥亂反正，提出了“為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奮斗”戰略目標。此后，中央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和國家的經濟情況，加大對西藏的援助，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時至今日，中央已經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經歷了“一個轉折點”“兩個里程碑”，研究解決西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確定、調整、完善中央支持西藏發展的各項政策。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全國人民的無私支援下，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西藏各族各界群眾團結奮斗，頑強拼搏，使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優勢礦產業、建材業、旅游業、民族手工業、藏醫藥等為支柱，包括電力、農畜產品、飲食品加工制造等在內的富有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交通以公路為重點，航空、鐵路、管道運輸協調發展，形成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青藏鐵路的通車，結束了西藏沒有鐵路的歷史。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切實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國家每年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生態保護建設，獨特的高原正在實現可持續發展。

　　西藏經濟的蓬勃發展，同時為民族文化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繁榮和振興提供了豐厚的物質條件。“文革”中被破壞的寺廟和文物古跡得到搶救，一些歷史性的重大文物，如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大昭寺和薩迦寺等，國家投入巨資予以修繕和保護，并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西藏自治區人大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把學習、使用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藏語言在工作、教育、生活中得到廣泛的使用。西藏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完備的、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和大學的現代教育體系，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西藏的醫療衛生水平也實現巨大的跨越，人均期待壽命從和平解放時期的35.5歲增加到了目前的67歲。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我作為親身經歷過新舊兩個西藏的見證人，深感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只有生活在祖國的大家庭當中，西藏才會發展進步，人民才會幸福安康。

　　和平解放西藏以來，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達賴集團的分裂祖國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制造種種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他們還提出要搞“大藏區”、“高度自治”。西藏自元朝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以來，命運就與祖國各族人民休戚與共，除去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外，所謂“大藏區”的行政區域從未形成過。全國解放后，其他藏區各自在本省內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區地方，行使了民主自治的權利，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擁護，這是早已形成的歷史現狀。按照他們要劃分的“大藏區”，就是把中國國土的1/4劃為一個行政區域，最終為了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歷史雄辯地證明，搞“西藏獨立”是沒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敗的。作為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我希望達賴喇嘛按照中央的要求徹底放棄“西藏獨立”，回到愛國立場上來，中央與達賴喇嘛接觸商談的大門是敞開的。我還衷心希望那些漂泊在海外，心系故土的藏族同胞，為家鄉和父老鄉親做些有益的事情。

　　今天我們紀念“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就是要我們和我們的后代牢記歷史，把握未來。在我近百年的生涯中，經歷了西藏歷史諸多的變遷。但是參加簽訂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參加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參加建立人民民主政權成立西藏自治區，是我在西藏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我為自己能夠參加這樣符合本民族利益，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事件而感到欣慰。我相信，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堅持改革開放，堅定地信任依靠廣大西藏人民，西藏的繁榮穩定就會有根本保障；只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保護和發展西藏優良的傳統文化，西藏的發展繁榮就會進一步擴大；只要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緊緊地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