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職、撤職如果成了問題官員的一個“強制性假期”，那無疑宣告官員問責制的名存實亡。只有讓那些違法濫權或平庸無為的官員嘗到不負責任的苦果，才會讓更多的官員敬業、謙恭、為大眾利益而奔忙。

　　震驚全國的“6·28甕安事件”發生大半年后，被撤銷職務的原縣委書記王勤悄悄地“復出”，調任黔南州財政局當副局長；影響惡劣的“黑磚窯虐童事件”發生后一年多時間，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早已再次擔任該縣縣長助理一職；觸目驚心的安徽阜陽“大頭娃娃”事件發生后兩年多時間，多名被撤職的官員重履新職。看來，被撤職官員的“休假期”越來越短，復出的速度越來越快。

　　公務員職業穩定，這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當官就是捧著“金飯碗”，公務員制度的進口要“嚴”，出口更要“順”，官員一旦濫權或失職，就失去了民眾信任，此時，以制度之力，要求其立刻下臺，回歸為“一介布衣身份”理所當然。

　　然而，在有的地方，一些被問責官員甚至未經必要的程序悄悄地“復出”，這實在是個反常現象。久而久之，給人的印象是：官員只要不觸犯刑律，犯下再大的錯也不會“下崗”，這無疑是當下最不公平的“潛規則”之一。說是“潛規則”而不是“顯制度”，是因為沒有任何一項法律和章程規定當官可以當一輩子。

　　官員被問責免職后還可異地為官，繼續捧著“金飯碗”，這恐怕是一些地方官員飛揚跋扈、不負責任的根源之一。一個地方或部門之所以敢違法濫權，該作為時不作為，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怕砸飯碗，認為出了問題大不了到異地任職就是了，再不濟，到國企里掌權，照樣前程遠大。就像2001年曾在寧波酒店“叫小姐”而掀起軒然大波的南京市市政公用事業局原局長、黨委書記朱自強，事后卻很快就當上了南京地鐵總公司總經理，從一個“金窩窩”跳入另一個“金窩窩”，公眾雖感憤懣，也只能無可奈何。

　　問題官員被高調問責卻很快又低調復出，問責如果因此成了官員的一個“強制性假期”，那無疑宣告官員問責制的名存實亡。此時，問責對于其他官員估計難有警示效果，相反，縣委書記變身財政局副局長的事例，只會成為惡劣的示范，讓一些不良官員更加有恃無恐。而對于公眾，問責官員將不會成為說得過去的“交代”，公眾只會覺得受到了糊弄、欺騙，官員問責制將一點點失去其在公眾心中的公信力。

　　因此，打造責任政府，讓“人人負起責來”，必須下決心砸破官員的“金飯碗”。只有讓那些違法濫權或平庸無為的官員嘗到不負責任的苦果，才會讓更多的官員敬業、謙恭、為大眾利益而奔忙，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才有利齒。而為達到此目標，官員問責制需要更進一步明確，凡是被問責官員，是不是要永久離開官位，甚至是不是要清除出公務人員隊伍，總之，絕不容忍身有污點的官員拿著納稅人的錢賦閑在家或等待“另有任用”，同時，若有地方政府膽敢做出這種決定，應視為一種包庇行為，對相關負責人嚴懲不貸。只有如此，官員問責制才能名至實歸，約束官員行為，贏得公眾的信任。

　　□白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