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新聞：浙江嵊州市人大常委拳打代表被罰款500元(圖)

　　浙江嵊州“人大常委打人大代表”案件，結案之慢，處罰之輕，令人生疑。當地警方如此“謹慎”，或許是因為“人大常委”的身份，卻讓人產生可以凌駕法律的錯覺。

　　一年前的浙江嵊州“人大常委打人大代表”案件，終于有了說法———嵊州市人大常委杜某和市人大代表黃某同為商人，因為上千萬元的經濟糾紛產生矛盾，據報道，“黃代表”先砸了“杜常委”在上海的辦事機構；去年3月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期間，杜常委又突然拔拳打了黃代表，今年3月杜常委終于被當地公安處以500元的罰款。(3月25日《東方早報》)

　　雖然平時在電視上沒有少看海外議會上的拳武行，但兩位代表的“肢體語言”在中國的地方兩會上還是顯得那么突兀。事情發生得很蹊蹺，警方辦得更蹊蹺，按《治安管理處罰法》治安案件應該30天辦結，最多再延長30天，可當地警方辦了整整一年，原來警方一直在促成雙方“私了”，不希望給治安處罰，但被打的黃代表一直要“討個說法”，并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上報了此事。

　　此外，猶記得當年閻崇年先生被某人摑了一記耳光，警方就給出“雙頂格”的重罰———拘留15天，罰款1000元，理由是“社會影響惡劣”。可以肯定，在地方兩會上拳打正在履行職責的人大代表，“社會影響”較之前者會更惡劣，而警方卻給了打人者最輕的處罰———500元罰款。這難免讓人質疑“執法公平”。試想，若不是“人大常委打代表”，此事可能會作為刑事犯罪來追究，或許正是因為“人大常委”的身份，讓人產生可以凌駕法律的錯覺。

　　筆者以為，之所以當地警方辦案如此“謹慎”，甚至不惜超出法定時限，處罰又是如此之輕，無非是事涉人大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30條的規定：人大代表非經同級人大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對人大代表采取《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的“行政拘留”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應當經人大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許可。如果執法“無差別”，無疑應該對“杜常委”采取強制措施。但在現實制度運作中，“杜常委”作為當地的大商人，他更被看做政府的“嘉賓”，代表職務被視為一種榮譽，當地人大一般也不可能讓拘留代表的事發生，或許可叫做“現實邏輯”。這就事實上造成了個別不能嚴于律己的代表暫時“僭越”了法律的制約。

　　對人大代表實行人身特殊保護，保護代表依法執行職務，并不意味著代表是特殊公民，具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如果被打者不是在當地也頗有影響力的“黃代表”，連500元的處罰恐怕公安機關都不會做出。這就是隱性的制度性不公。

　　代表不受逮捕是為了保證代議機構的“獨立性”，防止行政機構惡意干涉，這本是公權制衡的憲政制度，但是應用到“人大常委打代表”的“私事”上，顯然有點張冠李戴的味道。個別人大代表因個人私利，在人代會上揮拳相向，本身就羞辱了代表神圣的職責；而當地警方對“私人毆斗”從輕發落，真不知這是羞辱了誰，尷尬了誰？(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