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將有2016名大學生“村官”從1853個行政村結束三年任期。他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學生“村官”，有人將他們比喻成新時代上山下鄉的“知青”。再過三個月，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務員、找工作，還是續簽，他們將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擇。

　　履職三年，“新知青”給農村帶來了什么？農村又改變了他們什么？3月19日，本報記者特地探訪了一名大學生“村官”，聽這個地道的北京籍城里孩子，講述在房山區做村官3年的酸甜苦辣以及對未來的忐忑不安。

　　從“去與不去”到“走與不走”

　　位于北京遠郊的房山區東北部的青龍湖鎮石梯村，因為京石高速路的貫通，與北京城區的車程一個半小時。畢業于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吳瓊現在是石梯村的村支書助理。

　　上午9時，走進石梯村，記者打聽吳瓊的住處。“我知道，跟我走吧！”村口的大嬸很熱情地帶路。剛到村委會辦公樓門口，大嬸喊了一嗓子：“大學生，有客人來了。”只見一個穿套頭帽衫、黑色牛仔褲的“小平頭”跑了出來。他向記者伸出雙手，用力一握：“我就是吳瓊”。

　　吳瓊的宿舍緊鄰村支書的辦公室，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兩張單人床上被褥疊成了不太標準的“豆腐塊”，兩張簡易桌子上除了一臺電腦外，還堆滿了文件及肥皂等生活用品。他與另外一名村官、來自浙江寧波的盧勝輝合住在這里。

　　吳瓊今年25歲，家住木樨園，是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從小一直都生活在城市中，所學的專業也是和農業毫不沾邊的青年教育。2005年12月，吳瓊在學校的告示欄里看到招聘“村官”的消息。經過了筆試、面試后，吳瓊成為北京首批大學生“村官”中的一員。“你是北京人，又不要解決戶口，考‘村官’干嗎？”吳瓊沒有理會同學的疑問，還是興高采烈地把考上“村官”的消息告訴了父母。

　　本以為父母會高興，沒想到他們的臉色卻沉了下來。“媽媽告訴我，農村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績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三年任期結束后還將重新擇業。”母親的話讓吳瓊有些猶豫，他把自己關在家里整整三天，去還是不去在他心中反反復復了許多次。“那時候，薪水是多少不知道，當支書助理和主任助理究竟要干啥也不清楚。”吳瓊把選工作比成找女朋友,“可以不找，但是不能讓自己膩歪。”三天后，他滿臉笑容地“出關”了。“我打算試試。對我來說，這是個全新的挑戰，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觸基層工作，還可以開闊視野，積累經驗，這樣才能實現我自己做CEO的夢想。”

　　3年后，母親的話得到了應驗，當了三年“村官”的吳瓊果然站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上。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每次周末回家，母親嘮叨的話題不再是抓緊找女朋友，而是變成“想找工作還是留下？”吳瓊的回答總是“讓我再想想。”然后便低頭不語，逃到自己的小屋，戴上耳機把音樂聲調到最大。“每次回家都要問我是走還是留，我自己都還沒想明白呢。”

　　當初不知農村 現在害怕社會

　　將近12點，吳瓊開始忙活午飯，一旁的盧勝輝還沒等第二個菜上桌，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吃起來。三年前，吳瓊連炒雞蛋都不會，“現在做10個菜沒問題，紅燒肉最拿手了。”

　　招商引資、創建工廠、發展商業……幾乎每個大學生“村官”都是帶著“改變一方面貌”的宏偉理想上任的。“但實際工作開展以后，我們逐漸明白，農村工作實際上就是從身邊的瑣碎小事做起的。”吳瓊剛到村里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只能做些沏茶倒水、接待客人、打印文件之類的事情。“工作一段時間后，才開始變得更加理性和務實，靜下心來學習和調研。”

　　吳瓊坦言他不喜歡“村官”這個稱呼，“我們不是官，至少我沒有把自己看成官。我在這兒啥活兒都管，民調治保、招商、寫工作報告，甚至連計生都要管。”吳瓊還記得第一次敲開村民家門送計劃生育宣傳冊時的尷尬，他低著頭把宣傳冊塞給村民后，只是笑笑便匆忙離開。吳瓊說，大到村子的建設、經濟發展、文明建設，小到婆媳關系、鄰里糾紛、民生民情都需要了解，“有的時候村民家的豬丟了，都會來找村干部。”

　　石梯村是一個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子，卻因盛產核桃而遠近聞名。去年，石梯村要在一塊近72畝的梯形山坡上種滿核桃樹，“每天都在計算，這么大的面積能種多少棵樹，要用多少費用。”吳瓊和村支書拉著20米長的皮尺，邊量邊記。現在，核桃林已初具規模。

　　“這孩子真不賴，干活兒還負責任，村里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們。”石梯村村民翟士德沒事就喜歡到吳瓊這邊來坐坐，接受點“新東西”。三年時間，吳瓊的“村官”工作已經得心應手，在村里下戶時，他總能聽見村民熱情地招呼“大學生來了啊！”吳瓊感慨地總結：“在農村生活了3年，生活的圈子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卻害怕會很不適應城市生活。”

　　記得今年春節初四那天同學聚會，與身居城市的其他同學鮮艷另類的服裝相比，整天鉆核桃林的吳瓊外表顯得“土”了些。同學們七嘴八舌開始點菜，吳瓊起身伸出右手說：“大家靜一靜，我對點菜有三點建議。”此言一出，同學們扔下菜譜紛紛轉頭對著吳瓊大喊：“你太官味十足了！”十幾人圍在一張大桌前，討論著網游，吳瓊插不上一句。“開吃前，他們集體鼓掌說‘請吳書記發表祝酒詞’。”吳瓊搖頭苦笑著，“其實我可能只是比其他同學多了些總結歸納的能力。但不到3年，我開始有點跟不上他們的變化了。”

　　續約最保險 邊找工作邊充電

　　3月20日早上7點半，吳瓊背著書包，抓著從公交站旁小攤上買來的早點，急匆匆跑進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第一階梯教室。進門后，吳瓊直奔第一排，趁著上課前的一點工夫，左手拿著豆漿，右手壓住課本，抓緊預習新課內容。

　　9點，天陰沉沉的，滿滿當當的100多人，窒息得讓人恍恍惚惚的。課堂上有的同學已經昏昏欲睡，而吳瓊手中的圓珠筆仍在筆記本上發出“刷刷”的響聲。“以前上學的時候我也睡覺，現在這些孩子和我以前一樣，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想要什么。”吳瓊開始用“孩子”這個詞來形容“85”后的學生。

　　每到周末，吳瓊都要坐車3個小時往返于首師大，“在那兒考了專升本的法律專業，給自己充充電，以便在找工作時不落下風。”據悉，在青龍湖鎮的18名“村官”，大部分都像吳瓊一樣來回奔波于英語與政治等不同補習班之間。

　　吳瓊做CEO的夢想恐怕要推遲了，去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徹底打亂了他的計劃，報紙上一個又一個破產、倒閉和就業難的話題讓他越來越郁悶。“現在的企業都紛紛裁員，我能到哪兒找工作呢？”閑下來的日子，吳瓊開始動手制作簡歷，“村官”經歷成為簡歷中著墨最重的一部分。“當村官能得到實踐的鍛煉，但最終還是要走向社會的。目前我們只能在等待中尋找機會。如果有專門面向‘村官’的專場招聘會該多好！”

　　除此之外，考研、考公務員和續簽，三條出路擺在“村官”面前，“雖然考研和考公務員會優先考慮，但是很少有人在離開學校三年之后還能重新考回去，到底選哪條出路誰都說不清。大部分‘村官’還是準備考取國家公務員或是找工作，同時也都抱著續約一年的準備。目前的就業形勢下，續約可能是最穩妥的。”

　　吳瓊每個月的工資是2500元。這些工資由財政統一補貼，另外村里包住，還有一輛他戲稱“專車”的二八自行車。“一般村干部的工資比大學生‘村官’要低500元到1000元，我們這個收入和他們相比也不算低了。”盧勝輝說：“我們在村里，平時基本上也花不到什么錢，這個工作還能解決北京戶口，我覺著是一個挺好的選擇。”(趙喜斌)

　　調查雷達 今后5年10萬大學生將當村官

　　大學生“村官”似乎是近幾年才冒出的新生事物，其實，1995年江蘇省就首次選派“象牙塔”里的莘莘學子走向廣闊的農村。

　　到2004年，浙江、河南、廣州等10個省市相繼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2006年2月，中組部等八部委下發通知，聯合組織開展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工作。此后，大學生“村官”工作進入大范圍試驗階段。目前，全國共有28個省市區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

　　截至2008年,北京市大學生村官總數已達到8600名。中組部等部門從去年開始，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大學生”和“村官”兩個以前不搭界的名詞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