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研中心的一次調研

　　北京，北四環東路熙熙攘攘，路的北邊是風格鮮明的西藏大廈，另一邊有一個低調的小院。這里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08年底，中心科研處接到了一項調研任務。

　　此前一位黨外人士曾向中共中央建議，藏區各界民眾呼聲很高，希望設立一個關于農奴解放的紀念日。該建議被批轉至藏研中心進行調研論證。

　　“我們抓緊進行論證，專門開了討論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拉巴平措告訴《環球》雜志，“當時參加研討的不僅有藏研中心的，還有其他一些學者。”

　　具體的調研任務有兩個內容：設立這樣一個紀念日是否有意義、選在哪一天比較合適。

　　拉巴平措介紹說，經過數番討論，大家認為：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動勢力全面發動武裝叛亂。自達賴叛逃以后，達賴集團每年都將其歪曲為所謂“抗暴起義紀念日”，并教唆進行干擾、分裂活動，近年來更是瘋狂至極。“因此，設立農奴解放紀念日可以以正壓邪。”

　　那么，紀念日設在哪一天呢？“我們確定了兩個選擇標準：要緊扣農奴解放這個中心，而且要有‘時效性’，”此次論證參與者、藏研中心的王小彬博士說，“于是，大家更傾向于3月28日，它更具象征意義，針對性更強。”因為，1959年的這一天，周恩來總理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真正翻身獲得了解放，有了做人的尊嚴。

　　藏研中心的論證結束后，緊接著，西藏自治區開始討論。

　　“當時我們這邊也有一些熱烈討論，說民主改革50年后，西藏現在有280萬人民過上了好日子，為什么紀念的對象僅僅限于‘百萬’？”自治區副主席甲熱·洛桑丹增對《環球》雜志說，最后中央確定，因為1959年的時候農奴的人數是100萬，所以命名為“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記住這個日子，就不會忘記達賴喇嘛統治時期那個政教合一的黑暗社會。

　　達賴集團的策略變化

　　1959年3月31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分裂勢力鼓動下越過邊境，隨后便在印度提斯普爾讓人代讀和散發了一份《達賴喇嘛聲明》，公開聲言要搞“西藏獨立”。

　　出逃后的達賴一直進行叛國活動，除了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頒布所謂“憲法”，還重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組建了“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對中印邊境進行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在1999年出版的《冷戰孤兒》一書中，美國中情局前官員約翰·肯尼思·克納斯披露，當時達賴集團甚至企圖對西藏地區采用“游擊戰”。

　　1963年，有關機構進行了一次調研：由于四年來達賴在叛國道路上越走越遠，在國外繼續煽動叛亂，如不在群眾中予以揭露，則反革命分子、反動農奴主分子勢必還要利用達賴的影響，進行破壞活動。調研報告建議，對達賴的叛國罪行，應加以揭露。6月14日，中央同意了這一建議。12月17日，國務院第151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達賴集團再度活躍，不過其策略發生了變化。據披露，達賴有一個法律顧問，荷蘭人，名為范·普拉赫，他給達賴出主意：達賴與中國相比力量太小了，如果能以弱者的面目出現，而不是強硬地唱高調，就更容易求得西方的同情。

　　1987年9月21日，達賴在美國發表了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計劃”，1988年6月15日，又在法國補充了所謂的“七點新建議”，由此，標榜不謀求獨立的所謂“中間道路”正式成型。

　　“其實所謂的‘中間道路’僅僅是達賴集團的第一步。”巴桑頓珠告訴《環球》雜志，在一些場合，達賴集團的偽人民會議議長桑東明確說過，先實現所謂的“大藏區”“高度自治”，然后再謀求“西藏獨立”。

　　就在“五點計劃”發表6天之后，拉薩街頭發生了1959年以來第一次公開的民族分裂活動。1989年3月，拉薩再次出現嚴重騷亂，中央果斷采取措施。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達賴喇嘛又誤判形勢，遂絕口不提“中間道路”。不僅聲稱不與“不穩定的中國政府”接觸，而且還在巴黎預言，“三年內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獨立國家。”

　　然而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局持續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于是，1993年后，達賴又開始轉換了調門，重新提出要與中央政府接觸，并不斷在國際上竄訪，乞求國際反華勢力向中國施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