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籍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發表了長篇小說《消失的地平線》，此后，世界上多了一個叫做“香格里拉”的詞匯。這本書中描繪的遠離塵囂的幻境，被不斷放大和闡釋，直至成為現代西方人心目中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

　　被有意無意忽視了的是，《消失的地平線》中，主角康韋是一個英國人，帶領主角進入山谷的向導說著一口“非常標準的”英語，就連為首的喇嘛也是一個歐洲人。正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所指出的那樣，在這樣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們的家鄉和文化充其量只是一個背景。

　　事實上，和大多數熱衷“香格里拉”的西方人一樣，“香格里拉”一詞的創造者詹姆斯·希爾頓從來就沒有到過西藏，他只是憑借著想像構筑了一個世外桃源——并且沒有忘記在這里加上富饒的金礦和令人長生不老的神秘魔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香格里拉，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西方人一廂情愿為西藏貼上的標簽，反映的是他們自己對“理想國度”和諾亞方舟的想像。此后幾十年里，這種貼標簽的行為依然在不斷地上演：任何在西藏發展現代化教育的做法都是在“滅絕藏族文化”，如果去改善交通狀況則一定會“破壞西藏環境”，似乎只有讓西藏的一切維持在一個世紀前的狀態，才是保護了他們心中的“香格里拉”。

　　讓我們再回到這本《消失的地平線》中來：主角來到香格里拉寺之后，所感嘆的第一件事，便是這個藏傳佛教寺院里會擁有中央供暖系統，甚至還有來自美國的浴盆。而當青藏鐵路通車之后的2006年7月2日，《紐約時報》卻“擔心”起了這條鐵路帶來的“漢族主導”的經濟發展，會使西藏古老的宗教文明消亡，破壞西藏原有的自然環境。

　　你看，比起了解真實的西藏情況，走近今天西藏人的生活來，貼標簽是多么輕松愜意的工作！然而，“香格里拉”的真正主人、那些在高原出生的藏族同胞們，會怎樣看待這些標簽和他們現在的生活呢？我們可以傾聽。

　　現代西藏的時尚面孔

　　《環球》雜志記者/夏海淑 實習生/王慧雯

　　盡管在電視和大銀幕上已經多次看到過蒲巴甲的面孔，但3月9號上午，當他在約定時間的前十分鐘就出現在《環球》雜志記者面前時，記者第一眼還是沒認出他來。

　　現實生活里的蒲巴甲看起來遠比銀幕上的他削瘦和低調。接受采訪的時候，他笑容清爽，談吐流利，他的普通話里上海口音似乎已經比藏族口音更明顯，假如不是手上的那串佛珠和談到信仰時的虔誠表情，你甚至很難把他和三年前那個唱著高原民歌出現在“加油！好男兒”舞臺上的藏族大男孩聯系到一起。

　　但蒲巴甲非常肯定地告訴記者，這三年以來，他最大的變化是“變得安靜了，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離不開藏族，無論怎樣，我永遠都是藏族人。”

　　“能將唱歌作為職業是很幸福的”

　　在十六歲之前，蒲巴甲的生活和別的農牧家庭的藏族孩子并沒有什么區別。他每天的任務是將自家養的牦牛帶出去放，“阿壩州的早晚與白天的溫差很大，氣候也比較惡劣，但是作為家里的孩子，我必須要帶牦牛出去放，我們那里的孩子都是這樣的。”

　　雖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甚至也沒聽過什么流行歌曲，可那時蒲巴甲心目里依然有著自己的音樂偶像——同樣出生于阿壩州、曾經參加過央視青歌賽的容中爾甲。他唱的《神奇的九寨》在阿壩家喻戶曉，“當時覺得他就是藏族年輕人的目標，我也要像他一樣當歌手，唱歌給更多的人聽。所以他留長發，我也留長發，他戴耳釘，我也戴耳釘。”指著自己耳朵上閃亮的耳釘，蒲巴甲笑著說。

　　不過，容中爾甲對蒲巴甲最大的影響還不在于耳釘，而是他的歌，那首《神奇的九寨》，讓蒲巴甲對外面的世界更加充滿好奇與向往，于是16歲的一天，他帶著千余元錢只身來到九寨溝——這些錢，已經是蒲巴甲家里的全部積蓄。

　　單槍匹馬出來闖蕩的蒲巴甲做過九寨溝一個民俗文化村的檢票員，也曾多次去成都的酒吧尋找唱歌的機會，“那時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選秀比賽的冠軍，更沒有想過會成為藝人，作為一個藏族孩子，從小的愿望就是作一名歌手。對于藏族人來說，唱歌是一種民族的天性，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如果能將唱歌作為職業，其實是很幸福的。”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已經熟知，這個試圖以唱歌為生的藏族小伙子站上了“加油！好男兒”的舞臺，過關斬將，最終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男性選秀節目的冠軍；在影視方面，他憑借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喜馬拉雅王子》，在摩納哥國際電影節上一舉奪得“最佳男主角”；而在音樂方面，自謙不會唱流行歌的他已經與莎拉·布萊曼、張惠妹等超級巨星合作過，當然還有王力宏——早在闖蕩九寨溝的時候，已經有人叫他“內地版王力宏”。

　　蒲巴甲說，他現在唱的歌是將藏族傳統音樂與現代流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而自己也很喜歡這種結合性的音樂。“藏歌和流行歌的唱腔完全不同，但結合在一起的感覺是很奇妙的。我覺得藏歌很好聽，民族音樂總是給人一種很偉大的感覺。所以剛開始接觸流行音樂的時候就很不喜歡，也不會唱。”比賽時，導演要求他必須唱流行歌曲，于是他開始逼著自己去記這些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旋律、記那些不明所以的歌詞，“痛苦得簡直活不下去”。

　　比賽結束后，他開始強迫自己聽一些流行歌，往往聽著聽著就又聽回了藏歌。“但是我很喜歡聽陶喆，王力宏和張學友，喜歡他們的真假聲轉換。與藏歌的豪放不同，他們的歌大多在輕輕地講故事。我想做的結合性音樂也是這樣的，希望能夠和傳統的藏族音樂有不同的地方，但又不完全是流行音樂，因為別人走過的路我再去重復是沒有意義的，我一定要帶出不一樣的東西來，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

　　“他們的路變得更寬了”

　　雖然一直在等待更適合自己的好音樂，可是蒲巴甲并沒有閑下來。每天奔波勞碌的藝人生活，蒲巴甲已經很適應了。“可能是自己喜歡吧，還蠻習慣的。剛開始時覺得自己的時間比較少，之前不能切身體會‘藝人’兩個字的時候，只是很喜歡唱歌，想當容中爾甲那樣的歌手。”

　　現在蒲巴甲就像當年的容中爾甲一樣，已經成為了很多藏族孩子心目中的榜樣，“我可能給他們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比如我參加‘好男兒’之后，就有其他的藏族年輕人參與進來。現在，很多藏族孩子知道我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后，他們也開始想著要去考北京電影學院、中國戲劇學院。這與我們之前只會想到去唱歌是不同的，他們的路變得更寬了。”

　　蒲巴甲自己的路就更很寬，他在影視方面的成就其實已經遠遠超過音樂，電影《喜馬拉雅王子》就為他贏得了摩納哥電影節的影帝，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戰北平》中，他一人分飾兩角的表演則讓他得到了更多普通市民的認同。

　　盡管在上戲的學習、在劇組的拍攝都曾讓蒲巴甲吃足了苦頭，蒲巴甲卻越來越喜愛表演，“人生總是在做選擇，你可能喜歡體育，也想做一名軍人，但選擇一樣就要放棄另一樣，演員這個職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不必為了選擇而放棄一些其他的東西。你可以作軍人，也可以打籃球，可以體驗每一種生活。為了做好這些，一定要去學習，這一點會讓你很快樂。”蒲巴甲希望，如果可以，藏族的孩子們都可以走出來看一看，畢竟充實自己的過程本身就是快樂的。

　　不過，對于蒲巴甲來說，在外面的世界享受精彩人生，并不等于忘記自己的家鄉。出道三年，蒲巴甲常常在不同的城市中穿梭，有時候甚至忙到沒有時間睡覺，但每到過年的時候，他都一定會回阿壩與家人團聚。

　　“可能是學習了表演的原因，也或許是人長大了，回到老家以后，我覺得自己敏感了很多。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年紀與父親相仿的人在勞動，心里會很難過，會想到父親以前也是這樣的，一點點為我賺錢，供我上學。所以現在再回到家，我會陪著父親聊天，和以前在家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雖然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也不需要再去做重活了，但是多年養成的習慣，讓他們還是閑不下來。”

　　家鄉的變化也讓蒲巴甲很感慨：“每次回去都覺得有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我的家鄉，很多大學生主動要求去那邊實習、工作。我們那里原來有一條公路特別不好走，我之前也想過出錢去修它，但是費用太大了，我一個人無法承擔。結果今年回去時，那里的領導告訴我，這條路馬上就會修好了。家鄉會越來越好，我也挺開心的。”

　　佛珠與千紙鶴

　　像蒲巴甲這樣的年輕偶像，言行舉止乃至穿著打扮都會是大家關注的內容。這兩年來很多人都在感嘆，“蒲巴甲越來越時尚了”，此前他參加上海的一個慈善活動，領口上別著的金色紙鶴就被認為非常有型，不過當《環球》雜志記者問他是否覺得自己時尚時，他立刻反問：“你覺得什么是時尚？”

　　“現在很多人模仿日韓的穿著，也不去理會是否適合自己，但我覺得時尚不是追隨人后，適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時尚更多的還是創新，自己去嘗試。個性、創新、適合自己，這才是時尚。”提到那天的金色紙鶴，他解釋說，那是再生紙做的，他想提出的概念就是要時尚，也要環保。“時尚可以是發型，是穿著打扮，但內心的東西更重要。”

　　談到打扮，《環球》雜志記者注意到，蒲巴甲左手上戴著一串精致的佛珠。他說，這串佛珠自己已經戴了很多年了，是開過光的，希望它能夠保佑自己，同時也是要告訴自己，要真誠地對待每一個人。

　　對于自己的信仰，蒲巴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他覺得正是有了信仰，才讓他能在現在的生活中看得更遠，走得更穩，而不是迷失方向。他也很自豪自己藏族的身份，“在上戲，同學們對我都特別照顧，打籃球都是贏了才讓我上，分數掉下來了，他們就趕緊叫‘蒲巴甲，你快下來吧’。”說到這里，這個大男孩哈哈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