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條件仍有欠缺

　　早在幾年前，遼寧省就已發生一起類似的落選村干部報復殺人的事件。2004年，沈陽下轄遼中縣劉二堡鎮西高村村委會換屆，村民苑志春落選后，認為是同自己有過節的高國忱搗鬼。當年5月20日，高國忱在家中被苑志春所雇的4人打死，老伴被打傷，震動一時。

　　本刊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近幾年來，農村民主建設雖有了較快發展，但一些地方在村委會選舉前后頻頻發生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造成了負面影響。遼寧錦州“落選”村委會主任這次殺死舉報人一家，則是這種選舉暴力升級的表現。

　　2月18日，本刊記者來到北鎮市廣寧鄉趙營子村，殺人的主要現場老秦家商店大門緊鎖。商店及門前的石墻邊，是李東輝殺死葉春祥及其一兒一女的地方，隱約還可見墻上或地面血跡。記者與幾位村民聊起這樁血案，明顯感到大家對李東輝殺死葉春祥并不憎恨，只是覺得有點兒“濫殺無辜”了。趙營子村黨支部書記孟昭擁說，李東輝是個挺能干的人，口碑不錯，有腦筋，也做過買賣，出了這個血案，真是太可惜了。

　　以這起滅門慘案為代表的農村直選暴力事件，固然有過激犯罪的成分，但慘劇背后，暴露了一些地方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從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血案的發生。這個不完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選舉前后出現突發性矛盾甚至安全隱患，上級部門應變不足，甚至“和稀泥”，結果事與愿違，反而使矛盾激化。

　　李東輝及其父親李玉恩向記者介紹，選上后遲遲不能任職，李東輝本人曾多次向北鎮市信訪局、民政局和廣寧鄉黨委、廣寧鄉政府反映，但幾個部門之間不斷“踢皮球”，尤其是鄉黨委主要領導讓“自己去擺平”的態度，既令人傷心，也叫人無奈。

　　廣寧鄉黨委副書記、人大主任董永復說，村委會選舉是非常嚴肅的政治活動，趙營子村選舉結果出來了，李東輝當選，但是有人舉報說有賄選。當時鄉里開了領導辦公會研究，并派出一個工作小組進村調查，最后認為既然有群眾舉報，李東輝這個村主任就不能上任。

　　記者注意到，從2007年4月選舉結果出來，到2008年8月李東輝制造滅門慘案，長達16個月時間里，對于李東輝是否構成賄選，廣寧鄉黨委、政府一直沒有正式文件，只有某某領導的個人意見或口頭談話。2009年2月25日上午，董永復在廣寧鄉政府幾經努力，最終沒有找到有關李東輝是否構成賄選，以及關于其不能擔任村主任的任何文件。

　　另一方面，賄選界定存在法律真空，實踐中不容易把握，處置不當容易滋生事端。

　　李東輝在選舉前給表姐夫葉春祥送去了兩瓶酒和一個菠蘿，對此能否認定為賄選，存在較大爭議。趙營子村村民秦百平、幺桂銀、劉寶全等認為，這是親戚之間正常的走動，算不上賄選。

　　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昀指出，近年來各地村委會選舉反映賄選的情況比較多，但因夾雜著風土人情和鄉俗鄉規，確實不好認定。而與此相對應，相關法律法規缺失，應盡快針對賄選、干擾或破壞選舉等行為，出臺或完善法律法規，使其在實踐中更具可操作性。

　　遼寧同格律師事務所執行合伙人陳寶龍認為，從法律上講，賄選不是對一二個人的，它是對全體選民而言，能否確定為賄選，關鍵是看涉嫌賄選的行為是不是與當選有因果關系。從李東輝案件看，認定賄選缺乏事實根據。

　　也有專家提醒，在一些村，因為有族長、組長等權威人物存在，“搞定”有影響力的幾個人就能左右全村民意，此時即便賄賂少數人也是賄選。因此，對賄選的認定不僅需要法律細則，還要結合一個地方的實際情況。

　　“北鎮滅門案說明，當地鄉黨委、鄉政府缺乏對選舉的掌控能力，個別領導可能存在失職甚至瀆職行為，值得反省。”陳寶龍說。

　　基層民主遇到的危險信號

　　遼寧北鎮滅門慘劇，雖是一個較為極端的個案，仍然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在部分地區村干部選舉期間，暴力事件抬頭和升溫的新問題。有村主任為求連任殺死反對者，有因落選雇兇傷人，更有候選人發出“誰跟我爭，就打折他的腿”的暴力恐嚇……這類新聞近年來時常見諸報端，是基層民主遇到的危險信號。

　　沈陽市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的一位負責人表示，除了像殺人、傷害這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外，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比較常見的還包括鬧選舉會場、撕選票、砸票箱等事件，但因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懲處無依據，實踐中處理起來很難。

　　多位關注研究農村選舉的專業人士認為，因選舉引發的暴力事件，不乏派系之間的利益沖突等原因，但主要根源在于某些村干部當選后，利益比較大，權力得不到約束，為所欲為。

　　“選舉只是民主的一小部分，基層民主的真正內涵表現在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決策上”，一位專家認為，從制度上分散和制約村委會權力，讓村民大會或代表大會真正行使決定權，才能減少“選舉暴力”的發生。

　　有關專家還指出，對選舉中出現的影響選舉正常進行的行為，比如阻撓選民到會、選舉中嚴重起哄、砸毀票箱等，稱不上嚴重觸犯刑律，但日積月累，極易激化矛盾，從而引發更嚴重的事件甚至釀成血案。因此，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沒有剛性處罰規定的情況下，建議從完善立法和加強制度建設入手，輔以配套的監管等措施，實現“既治標又治本”的目標。